“即使如此，”他强撑着说，“技术标准的制定应该基于广泛共识和行业最佳实践。科锐作为国际领先企业，在全球有上千套同类系统的应用经验。我们认为，标准制定应该以我们的技术方案为基础，兼顾其他厂商的实际情况。”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潜台词很明显：标准我来定，你们配合。

林凡笑了：“戴维斯先生，我不太明白。如果以科锐的方案为标准，那为什么在打擂中，我们的方案在效率、精度、能耗上都优于科锐？标准不应该以最好的技术为基准吗？”

“技术先进性和成熟度是两回事。”戴维斯身边的中国律师开口了，语气专业而冰冷，“科锐的方案经过全球市场验证，稳定性有保障。红星厂的方案虽然数据好看，但应用时间短，未经长期考验。制定行业标准，必须考虑风险控制。”

“所以我们就要用次一等的标准？”林凡反问，“因为更先进的技术‘未经长期考验’，就要让整个行业等它考验完了再进步？那技术进步的意义是什么？”

律师被噎了一下。

刘副厅长敲了敲桌子：“好了，不要争论。标准制定确实要兼顾先进性和成熟度。这样吧，我们请第三方专家发表意见。”

那几个“专家”互相看了看。

高校的王教授先开口：“从学术角度，红星厂的方案确实有创新性，尤其是在算法架构上。但正如戴维斯先生所说，工业应用要考虑稳定性。我建议，标准中可以采纳红星厂的部分指标作为‘推荐值’，但不作为‘强制要求’。”

退休的李工接着说：“我干了一辈子机械，知道新东西好用，但也知道新东西容易出问题。科锐的设备我在国外参观时见过，确实稳定。咱们制定标准，还是稳妥点好。”

最后一个张教授犹豫了一下，说：“我觉得可以折中。关键指标设置一个范围，比如换型时间，可以定在30-60秒之间。这样既鼓励创新，又给成熟技术留空间。”

听完这些“专家意见”，戴维斯脸上露出微笑。

这个结果，科锐可以接受标准不强制要求达到红星厂的水平，那科锐现有的产品就依然符合标准，市场地位不会受到根本冲击。

而红星厂，就算技术先进，也只能作为“高端选项”，无法凭借标准优势形成碾压。

赵厂长和张总监的脸色都不太好。

他们知道，如果标准真这么定，那省汽车零部件厂采购红星设备的“示范意义”就大打折扣，其他厂可能会想：既然标准没那么高，我为什么要多花钱买最好的？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看向林凡，看他怎么应对。

林凡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

笑得很轻松。

“各位专家的意见，我听到了。”他说，“但我有个问题想问，我们制定这个标准，是为了什么？”

不等别人回答，他自问自答：“是为了规范行业发展，是为了提升整体技术水平，是为了让中国的制造业更强。对不对？”

刘副厅长点头：“是这个目标。”

“那好。”林凡站起来，走到会议室前方，“如果我们的目标真的是提升水平，那为什么要把标准定在‘兼顾落后’的水平上？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勇敢一点，把标准定在‘鼓励先进、淘汰落后’的位置上？”

他看向戴维斯：“戴维斯先生，科锐作为国际巨头，技术实力雄厚。如果中国的标准定得高一些，对科锐来说应该是机会，而不是威胁吧？难道科锐没有能力做出更好的产品？”

戴维斯脸色一变。

这话把他架起来了，如果说没能力，那是自打脸；如果说有能力，那就没理由反对高标准。

林凡不等他回答，继续说：“其实我理解科锐的顾虑。高标准意味着高投入，意味着要重新研发，意味着现有的产品线要升级。这需要成本，需要时间。”

他话锋一转：“但这就是进步的成本。如果我们因为怕成本、怕麻烦，就降低标准，那我们的制造业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今天科锐说标准太高，我们降一点；明天其他公司说标准太高，我们再降一点。降到最后，标准还有什么意义？”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林凡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敲在人心上：“我知道，在座的有些人觉得我年轻气盛，觉得红星厂刚有点成绩就不知天高地厚。但我想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都不敢把标准定高一点，那下一代人怎么办？继续用二流、三流的标准？”

他看向刘副厅长：“厅长，我建议，柔性装配系统的标准，就以我们红星厂这次打擂的数据为基准制定。如果其他厂家觉得达不到，可以给他们一个过渡期。比如一年。一年后强制执行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