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气温骤降得猝不及防。一夜之间，梧桐叶落满长安街，金黄铺地，踩上去沙沙作响。

郑晓龙踏进“遂光传媒”总部大楼时，脚步有些沉重。这位以《甄嬛传》封神、又以《凤鸣岐山》备受期待的导演，此刻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疲惫。他手里提着一个厚重的公文包，里面装着他工作室过去三年的账目、对赌协议，以及……一份手写的辞职信。

对赌失败。这四个字像四记重锤，砸碎了他独立门户的梦想。

“郑导，沈董在办公室等您。”周慧敏亲自在电梯口迎接，态度一如既往的得体，但眼神里多了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惋惜，也有期待。

郑晓龙苦笑：“周总，这次真是……让您见笑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周慧敏引着他走向沈遂之的办公室，“沈董说了，今天不谈生意，只聊电影。”

推开门，沈遂之正站在落地窗前，背对着门口，看着窗外落叶纷飞的景象。听到声音，他转过身，脸上是郑晓龙从未见过的、近乎悠闲的笑容。

“郑导，来了。”沈遂之走过来，握了握手，“坐，尝尝我刚弄到的金骏眉。”

没有客套，没有寒暄，甚至没有提及对赌失败的事。郑晓龙有些意外，但更多的是松了口气。他在沙发上坐下，接过沈遂之递来的茶杯，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扑鼻。

“好茶。”他抿了一口。

“好茶需要懂的人品。”沈遂之在他对面坐下，“郑导，最近在看什么本子？”

郑晓龙放下茶杯，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放在茶几上：“其实今天来，除了……除了那件事，还想让您看看这个。”

沈遂之接过文件夹，封面上是三个手写的大字：《说书人》。

“我自己写的。”郑晓龙的声音有些干涩，“写了三年，改了几十稿。本来是想做成电视剧，四十集，讲民国时期北京天桥一个说书人的一生。但……”他顿了顿，“但没人敢投。都说年代戏不赚钱，说书人题材太小众。”

沈遂之翻开剧本。第一页就是一段极具画面感的描述：

“1928年秋，北京天桥。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说书人秦三爷一袭青布长衫，醒木一拍，满场皆静。他说的是《隋唐演义》，说的是秦琼卖马，说的是英雄末路。台下有贩夫走卒，有遗老遗少，有学生，有妓女。秦三爷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每个人的心里。”

沈遂之继续往下翻。剧本写得很细，不仅有人物对白，还有大量的环境描写、心理活动、时代背景注解。他能看出郑晓龙的用心——这不是那种迎合市场的速成品，而是一个电影人沉淀多年的心血。

他一口气看了三十页，直到一个场记敲门进来：“沈董，十分钟后您有个视频会议……”

“推迟。”沈遂之头也不抬，“今天上午所有安排取消。”

郑晓龙愣住了。他见过沈遂之工作时的专注，但如此果断地为一个剧本推迟所有事务，还是第一次。

办公室安静下来，只有翻页的沙沙声。周慧敏悄悄退出去，关上门。

一小时后，沈遂之合上剧本，闭眼沉思。郑晓龙紧张地看着他，手心全是汗。

“郑导，”沈遂之终于开口，“这个本子……你想拍成电视剧？”

“原本是这么想的。”郑晓龙老实说，“但现在……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拍。”

“那就别拍电视剧了。”沈遂之站起身，走到窗前，“拍电影。年代大片，三个小时，胶片拍摄。”

郑晓龙瞪大了眼睛：“电影？可是这体量……”

“压缩。”沈遂之转身，眼中闪着光，“取其精华。不说秦三爷的一生，就说他生命中最关键的三年——1928年到1931年。从他在天桥说书，到日本人进北平，到他为了保护一份抗日名单牺牲。这是一个人的史诗，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他越说越快，思路清晰得像早已想好：“我们可以做成三部曲，这是第一部。投资……初步预算八千万，上不封顶。场景要实景搭建，服装道具要还原，演员要全演技派。”

郑晓龙听得心跳加速，但理智还在：“沈董，年代戏的市场风险……”

“风险我担。”沈遂之走回沙发前，俯身看着郑晓龙，“但我有个条件。”

“您说。”

“我要演秦三爷。”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办公室里无声爆开。郑晓龙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

沈遂之，国际巨星，票房保证，演一个民国说书人？

“沈董，您……”郑晓龙结结巴巴，“您不是说笑吧？”

“我从不说笑。”沈遂之的表情很认真，“郑导，你觉得我演不了？”

“不是演不了，是……”郑晓龙组织着语言，“是太冒险了。您的形象，您的票房号召力，应该用在更商业的片子上。《说书人》这种文艺向的年代戏……”

“所以才要我来演。”沈遂之笑了，“郑导，你想过没有？如果沈遂之演说书人，会有多少人好奇？会有多少人走进影院？这不是冒险，这是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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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新坐下，语气变得深沉：“而且，我想演。重生……不，重新活一次，我想演点真正有分量的角色。秦三爷这种人物——有才华，有风骨，在乱世中坚守自己的道，最后为国捐躯。这种角色，值得我全力以赴。”

郑晓龙看着沈遂之，忽然想起拍摄《凤鸣岐山》时，沈遂之来探班，两人曾有过一次深夜长谈。那时沈遂之说：“中国电影不能只有商业片，还得有能传世的作品。但传世的作品，需要有人敢投，有人敢拍，有人敢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