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在鸿文馆内部悄然产生。而《礼仪轨范》中对“藩属朝觐礼”、“祭礼”的详细规定，则迅速被高丽礼曹（相当于礼部）采纳，作为今后规范对夏礼仪的官方标准——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主权的让渡。
更深远的影响发生在民间。随行的印书匠人协助汉城几家大书坊，建立了采用部分大夏新式排版和雕版技术的印书线。第一批本土印刷的《夏字蒙训》迅速流入市面，因其字形相对统一、清晰易学，不仅打算学习夏语的人购买，连一些教儿童识字的私塾先生也开始尝试使用。标准的夏字字形，开始冲击高丽本土使用的、混杂了部分固有汉字和吏读文字的书写习惯。
而那些“格物小玩物”，则在贵族子弟圈中引发了小小的“科学热”。有几个痴迷于“不倒翁”和“自行舟”的贵族少年，开始缠着家中来自大夏的使团随员或商人，追问其原理，甚至有人萌生了去大夏学习“格物”的念头——这正是文化输出希望看到的效果：从好奇心到认同感，再到向心力。
琉球，首里城。
琉球王国的情况更为典型。琉球文化本身受中原和日本双重影响，尚未完全定型。大夏文化包裹的抵达，恰逢其时。
琉球王室对《礼仪轨范》中描绘的衣冠制度、宫廷乐舞表现出极大兴趣，迅速决定在王宫庆典中引入部分夏式礼仪和乐器。印有“圣迹图”的“教化布”被王族和贵族争相裁制成礼服，在重要场合穿着，以示“文明”与“亲夏”。大夏的茶具和《清饮录》也在上层社会迅速流行，品夏茶、谈夏事，成为新的风雅。
由于琉球本土文字系统不发达，标准化的《夏字蒙训》几乎被当作“神赐”的识字宝典。王府下令，在王族和士族子弟的教育中，必须加入夏语和夏字的学习，并以能否通晓夏文、书写标准夏字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参考。大夏随行的年轻学子们，因其“儒雅又博学（懂一些格物）”的风范，成为琉球贵族子弟竞相结交的对象，他们的言谈举止、对事物的看法，无形中成为了被模仿的榜样。
一位琉球王子甚至恳请大夏使臣，希望能派遣画师，参照《礼仪轨范》中的建筑图样，对首里城进行部分“夏风”改造。这个请求被迅速报回国内，礼部在请示萧云凰后，谨慎地批准了有限的、非核心宫殿的改造建议，并派遣了数名建筑工匠指导。这意味着，大夏的建筑美学和空间礼制，开始实质性地嵌入琉球的政治文化中心。
安南，升龙城（河内）。
安南的情况最为复杂。安南自立国以来，虽长期奉中原正朔，但自主意识强烈，文化上既有深厚汉学根基，又发展出自身特色。大夏文化包裹在此遭遇了最微妙的审视和过滤。
安南王室和儒臣对《夏字蒙训》的标准字形和注音表现出专业性的关注，但态度审慎。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格物蒙求图说》中的实用知识部分，但对于其中隐含的、试图用“理气”统一解释自然、削弱“天人感应”和本地巫傩文化的倾向，则抱有警惕。安南的儒学界内部，围绕着是否应引入这套教材作为补充读物，展开了激烈辩论。保守派认为这会冲击安南自身的“道统”，革新派则认为可以“取其技艺之实，存我义理之本”。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最终，安南王室采取了折中策略：官方层面，接受赠书，并表示感谢；实际推广上，将《夏字蒙训》作为学习夏语的辅助教材，但不强制推广其字形；《格物蒙求图说》被允许在少数对格物感兴趣的士子中流传研究；《礼仪轨范》则被有选择地采纳了其中关于朝觐、外交的部分，而对涉及内部礼制、服饰规范的内容，则予以搁置或变通。
然而，文化的影响依然如水银泻地。大夏的精美瓷器、丝绸、茶具，在升龙城的上层社会备受追捧。来自大夏的“格物玩物”，成为贵族子弟炫耀的资本。随行的年轻大夏学子，凭借其开阔的视野（谈及蒸汽机、火炮等虽语焉不详，但足以令人神往）和扎实的经学功底，赢得了不少安南年轻士子的钦佩和友谊。这种人际纽带，在未来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安南方面对“外藩技艺传习所”表现出了超乎预期的热情，精心挑选了二十名最聪颖的工匠子弟前往大夏。他们看重的，显然是那些“民用技艺”背后可能蕴含的、提升国力的实际价值。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大夏文明“实用性” 一面的认可和追逐。
在大夏内部，这场文化输出同样引发了回响和新的谋划。
文华阁偏殿，陆沉的休养室几乎成了一个小型的战略研讨室。徐光启、沈文渊，甚至曹正淳，时常在此聚议。
“高丽易导，琉球乐从，安南则取其技而防其心。”沈文渊总结着初期的反馈，“成效已现，然安南之警惕，亦在情理之中。文化如水，强堵不如疏导，关键在于持续浸润，并辅以利导。”
陆沉靠坐在软榻上，声音仍有些虚弱，但思路清晰：“我们输出的，不能仅仅是‘传统’或‘器物’。演武展示的‘力量’，才是吸引他们的根本。文化输出，必须与‘力量’的意象结合，与‘未来’的许诺结合。”
他顿了顿，继续道：“《格物蒙求图说》是个好的开始，但太浅。下一步，可以考虑编写更系统的《算学精要》、《几何初阶》、《物理通识》等中级教材，但内容要控制，核心原理和公式可以隐去或简化，重在展示其应用的广阔前景——如何用于丈量田亩、兴修水利、改良机械。让他们看到，学习这些，能强国富民，而不只是风雅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