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十四年，随着“丝路南移”战略的推进和外交围堵网络的初显轮廓，大夏朝廷认识到，要使奥斯曼帝国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必须将宏观的经济压力，转化为对具体关键贸易节点的精准控制和有效打击。这不再是泛泛的关税调整或路线引导，而是需要动用国家力量，对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地进行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式干预。目标，直指那些奥斯曼帝国赖以汲取东西方贸易血液、并施加政治影响力的传统枢纽——尤其是位于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iana）的古老名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以及控制着里海东西两岸贸易的波斯北部重镇。

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双子明珠，历来是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它们名义上处于一些地方王朝或汗国统治下，但商业利益盘根错节，政治态度往往随着商路的兴衰和强权的压力而摇摆。“铁火原”之战后，慑于大夏兵威，两城统治者最初表现出了恭顺和合作意愿，同意扩大与大夏的互市。然而，奥斯曼数百年来的影响力渗透、共同的宗教信仰纽带、以及部分依赖奥斯曼市场（尤其是小亚细亚和地中海市场）的传统商人家族的存在，使得这两座城市的统治阶层内部充满了矛盾和观望。

大夏的策略是 “恩威并施，分化瓦解，扶植代理，控制商脉”。

“威”与“分化” 由曹正淳的内厂和郭震的军事压力共同完成。内厂细作加紧活动，一方面搜集城内各派系与奥斯曼勾结的证据，另一方面散播消息，渲染大夏新式军队的不可战胜，以及奥斯曼在欧洲和波斯战线吃紧、无力东顾的“困境”。郭震则不时调动快速游骑营，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外围进行武装巡逻和演习，展示随时可以兵临城下的能力。对于城内某些与奥斯曼联系特别紧密、且顽固抗拒大夏贸易条件的豪门家族，则通过其在城外庄园、商队的“意外”损失（如遭遇“马匪”劫掠，实为内厂策划的小规模特种行动）进行精准打击，使其商业利益受损。

“恩”与“扶植” 则由理藩院特使和户部“市易使”负责。特使携带厚礼和萧云凰的“亲切问候”，与两城的统治者及较为亲夏的贵族、大商人频繁会晤。提出的条件极具诱惑：

独家代理权：承诺由亲夏派系垄断大夏与中亚西部（包括波斯方向）的部分关键商品（如顶级茶叶、特定瓷器、新型优质钢制工具）的转口贸易资格，利润丰厚。

军事保护升级：大夏可应请求，派遣少量军事顾问帮助训练城防军，并以优惠价格出售一批防御性火器（如旧式但堪用的火绳枪和轻型炮），增强其自保能力，减少对奥斯曼“保护”的依赖。

金融支持：大夏官方背景的钱庄将在两城设立分号，为合作商人提供低息贷款和便捷汇兑，帮助他们摆脱对奥斯曼或印度高利贷者的依赖。

技术合作：允许选派工匠至安西学习改良的纺织（用于加工当地棉花、羊毛）、矿物初步加工（针对当地有色矿石）等技术，提升其本土产业附加值。

更重要的是，大夏特使秘密会见了那些与奥斯曼市场关联度不高、或渴望开拓东方（中国）和南方（印度）新市场的年轻商人团体，向他们描绘了一个绕过奥斯曼中间商、直接与大夏及印度洋贸易网络对接的广阔前景，并承诺提供启动资金和贸易渠道支持。

在持续的压力与诱惑下，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裂变。亲奥斯曼的保守派被逐渐边缘化，而倾向于与大夏合作、追求新商业利益的派系占据了上风。承平十四年夏，两城相继与大夏签订了 《友好通商与安全保障密约》 ，核心条款包括：

禁止奥斯曼官方使团及与奥斯曼军方有密切联系的商队以任何名义在城内长期驻扎或建立据点。

对运往奥斯曼控制区的大夏禁运物资（清单由大夏提供）实行严格检查和限制。

赋予大夏指定的商团在城内特定区域设立货栈、享受税收优惠的权利。

允许大夏“商务观察员”（实为情报人员）常驻。

秘密条款中，甚至包括在必要时，允许大夏小股精锐部队伪装入驻，以应对可能的奥斯曼颠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