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困难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不稳定，迅速反映到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激化了高层本就存在的政策分歧。

以宰相易卜拉欣帕夏为代表的相对务实派（并非不扩张，但主张审时度势、优先解决内部问题、注重财政健康）声音增强。他们向苏丹苏莱曼二世陈情，指出东方政策（尤其是前期试探性进攻和支持叶尔羌）已经带来了明显的负面经济后果，边境不稳，城市动荡。他们认为，与大夏这样一个遥远但实力强劲、且明显掌握着新技术优势的帝国持续对抗，不符合奥斯曼当前的核心利益（应对欧洲和波斯）。他们主张，应该接受大夏使团即将到来的事实（奥斯曼使团已在路上），认真谈判，哪怕做出一些让步（如在贸易条件上），以恢复商路，稳定东方局势，集中精力对付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和宿敌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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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陆军将领、部分狂热宗教领袖和极端扩张主义者组成的强硬派（他们往往与边境军事贝伊利益相关，且坚信奥斯曼军队天下无敌）则激烈反对。他们将经济困难归咎于“异教徒的阴谋”和“内部管理不善”，而非战略失误。他们抨击易卜拉欣帕夏等人“软弱”、“畏敌”，主张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加大对波斯萨法维帝国的军事压力，迫使其放弃与大夏合作；支持中亚的代理人加强对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叛变”城市的颠覆活动，甚至不惜发动一场有限的惩罚性远征，以恢复奥斯曼在丝绸之路上的权威；同时，在红海和印度洋方向，加大对葡萄牙、荷兰以及大夏商船的骚扰力度，展示武力。他们认为，只有展示出更强的力量和决心，才能迫使大夏退缩，并震慑那些骑强的中间势力。

年轻的苏丹苏莱曼二世正处于雄心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他渴望像其祖父“冷酷者”塞利姆一世那样开疆拓土，建立不世功勋。东方出现的强大新对手，既让他感到威胁，也激起了他的好胜心。然而，宰相提供的财政报告和各地传来的不安消息，又让他不得不正视帝国的实际困难。宫廷内的争论日益激烈，苏丹的决策显得犹豫不决。这种高层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传导到官僚系统和军队中，导致政令执行效率降低，不同派系的官员相互掣肘。

经济压力和社会矛盾，往往最容易在宗教和民族差异的断层线上找到突破口。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庞大聚合体，其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军事力量和相对灵活的“米勒特”（民族宗教社区自治）制度。当中央权威稳固、经济繁荣时，这些差异可以被压制或管理。一旦经济困难、中央控制力减弱，潜在的分裂力量就会抬头。

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非土耳其裔的库尔德人、阿拉伯人部落，本就对伊斯坦布尔的中央统治若即若离，在经济利益受损（商路税收减少、贸易机会被剥夺）的情况下，不满情绪加剧。一些部落开始更加明显地阳奉阴违，甚至与波斯的萨法维帝国或大夏的秘密使者暗中接触，待价而沽。

在巴尔干半岛，被征服的基督教徒（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等）承受着额外的宗教税和经济压榨，经济萧条使得他们的境况更加艰难。虽然大规模的起义尚未爆发，但小股的山匪活动增加，反抗情绪在教堂和乡村酒馆中悄悄滋长。来自威尼斯、奥地利哈布斯堡的间谍和特使，也在这些地区活动加剧，煽风点火，试图利用奥斯曼的困境。

甚至连帝国核心的土耳其裔军事贵族“西帕希”骑兵阶层中，也出现了分化。那些封地（蒂玛尔）位于受贸易衰退影响严重地区的西帕希，收入减少，对中央的忠诚度可能下降。而那些位于与欧洲或波斯前线、能通过战争获得战利品和晋升机会的西帕希，则可能更倾向于强硬派的扩张政策。

曹正淳领导的情报网络，如同敏锐的触角，努力捕捉着奥斯曼内部动荡的各种信号。这些信息被源源不断地汇总、分析，呈送到萧云凰和核心决策层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