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举着话筒，站在研究所门口，背后远远的地方还等在门外的家属。

镜头扫过去，有人拎着行李，有人抱着孩子，有人蹲在花坛边抽烟。

一个中年妇女被记者拦住了，她穿着一件碎花衬衫，手里攥着一个布袋。

她的头发乱糟糟的，眼眶红红的，嘴唇干裂起皮，像是好几天没睡好觉。

“请问你是病人家属吗？”女记者问。

中年妇女点了点头，声音有点哑：“我老公肝癌，晚期。”

她顿了顿，眼眶更红了，“医生说，他只能有一两个月的命。我想站在这里看看，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老公做志愿者。”

她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旁边的记者递了张纸巾过去，她接过来，在脸上胡乱擦了两下，吸了吸鼻子。

女记者还是问了出来：“您应该知道希望一号是实验型的药，还不够成熟，现在还不能上市。”

中年妇女看着镜头，声音发抖：“我知道。

但我还是想等在这里，我希望我老公是第二批志愿者。”

女记者又问了几句，她断断续续地回答，声音时高时低，有时候说到一半就哽咽了，说不下去。

镜头切到另一个家属，是个年轻姑娘，二十出头，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扎着马尾辫。

她站在花坛边，手里拿着一束花，向日葵，金灿灿的。

“我爸是第一批志愿者。”

她对着镜头笑了笑，眼眶也是红的，“他也是肺癌，骨转移。来的时候已经不能走了，坐轮椅进来的。

昨天打电话说，肿瘤已经缩小了，不痛了，能好好睡觉了。”

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花，声音轻了一些：“这花是带给他的。他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