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不发丧？”三人皆是一愣。

“对。”戚成崆解释道，“陛下‘病重’是实，但‘驾崩’是虚。我们先以此诏，命武相你以首辅之尊，总理朝政；命武枢密你总领天下兵马，加强戒备；命林太尉你严控宫禁与京城防务。以‘陛下静养，恐扰圣安’为由，暂停大朝，紧要政务，由武相与本宫在延福宫偏殿处置。如此一来，我们便有数日时间，从容布置，将可能的风险一一排查，将必要的棋子一一落定。同时，也让那些心怀叵测之人，在疑惧和观望中，自己露出马脚。”

武大郎恍然大悟，抚掌道：“皇后高见！此乃以静制动，引蛇出洞之策！我们手握遗诏与权柄，占尽先机，稳坐钓鱼台。而暗中反对者，不知陛下确切情形，又见我等掌控全局，必会焦躁不安，或串联，或异动，正好给我们一网打尽的机会！”

“正是此理。”戚成崆点头，“另外，废太子赵桓那边，需严密监视，但不必立刻处置。留着他，或许还有用处。其他成年皇子，也要看管起来，不许他们互相串联，更不许与外界交通。”

一番计议，直到深夜。殿外风雪愈急，殿内烛火通明，一个以“遗诏”和武力为基石的新权力框架，在四人的密谋中迅速成型。

大宋王朝的最高权力，在皇帝“病重”的掩护下，悄然完成了从赵姓皇帝向“文成皇后”戚成崆及其党羽的转移。

接下来的三日，汴梁城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与躁动交织的氛围。

皇城依旧戒备森严，宫门紧闭。

每日只有少数重臣被允许入宫“探视”或“禀报政务”，但都止步于延福宫外，由霍不长或武大郎出面接待，传达一些含糊的“陛下口谕”。

皇帝的病情被描述为“沉疴难起，需静养”，既不说好转，也不说恶化，更不提驾崩。

朝廷中枢的运转，似乎并未停止。

政事堂发出的政令，枢密院签发的调兵文书，殿帅府颁布的禁军戒严令，一切如常，甚至效率更高……因为少了皇帝的掣肘和朝堂的争论，武大郎、武松、林冲得以最大限度地行使权力。

许多关键职位被迅速调整，一些“不可靠”的官员被明升暗降或外放，空出的位置被武氏一党的干将或骑墙派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