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看了林美娟一眼，点点头，又匆匆走了。

“这是我们计划免疫科的科长。”赵晓梅低声说，“他在这干了二十年，头发都白了。去年他女儿高考，想学医，他不同意。说太苦了。”

“后来呢？”

“女儿还是报了医学院。”赵晓梅笑了笑，“遗传吧。”

走出大楼时，已经中午了。阳光很烈，照得人睁不开眼。菜市场正是最热闹的时候，主妇们提着菜篮讨价还价，活鱼的腥味飘过来。

“就在这儿吃吧。”赵晓梅指了指路边一个小面馆，“我们常来，便宜。”

面馆很小，只有四张桌子。她们点了两碗炸酱面，老板认识赵晓梅，多给抓了一把黄瓜丝。

“怎么样？”赵晓梅搅拌着面条，“和默克的实验室比，是不是天壤之别？”

“是。”林美娟实话实说，“条件差太多了。”

“那你还考虑吗？”

“……考虑。”

三、决定

回到专家楼，已经是下午三点。

林美娟没有开灯，在沙发上坐了很久。桌上，默克猎头的名片躺在那里，旁边是疾控中心那份报告。

手机响了，是猎头。

“林博士，默克那边又来催了。他们愿意把年薪提到九万，加上股票期权。这真的是我能争取到的最好条件了。”

“我知道了。”林美娟说，“明天上午十点，我给你最终答复。”

“好的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挂掉电话，她走到窗前。五月的北京，天空是一种淡淡的灰蓝色。楼下有老人在下棋，棋子落在棋盘上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

她想起今天在疾控中心看到的那些：磨毛的袖口、手写的记录、画圈的名字、八个月大的患儿。

也想起在默克的那些：光洁如镜的实验台、自动化的生产线、精致的学术会议、影响因子的追逐。

两个世界，如此不同。

门铃响了。是肖向东，手里拎着一个饭盒。

“猜你还没吃饭。”他把饭盒放在桌上，“食堂打的，狮子头和炒青菜。”

林美娟打开饭盒，热气蒸腾上来。

“去疾控中心了？”肖向东在她对面坐下。

“嗯。”

“怎么样？”

“……”林美娟夹起一块狮子头，又放下，“向东，如果你有一件事，做了能赚很多钱，但不做心里也不会太难受；另一件事，赚不了什么钱，甚至可能很苦，但做了能让你觉得……这辈子没白活。你会选哪个？”

肖向东没有立刻回答。他点了支烟，抽了两口：“1978年高考前，我们在地窖里复习。有天晚上，陈思北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考不上大学，回城当了工人，一个月拿三十块钱工资，这辈子就这样了，怎么办？”

“你怎么说？”

“我说，那就拿这三十块钱，买书，学习，等下一次机会。”肖向东弹了弹烟灰，“有些选择，不是看眼前能拿到什么，是看长远能成为什么。”

“那你觉得，我能成为什么？”

“这要问你自己。”肖向东看着她，“但我知道，你不是那种甘心只成为一个‘成功者’的人。你要成为的，得是能让别人也变得更好的人。”

林美娟低下头，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下来，落在饭盒里。

肖向东没有安慰她，只是静静等她自己平静。

“我今天看见一份报告。”林美娟声音有些哑，“中国有1.2亿乙肝携带者。很多孩子，因为疫苗太贵打不起，或者打了失效的疫苗，一辈子带着病。而我能做的……也许能让一支疫苗便宜五块钱，能让它多保存一个月，能让生产线少出点错。”

她抬起头，眼睛红着，却亮着：“这比在默克发十篇《科学》《自然》都有意义。”

肖向东点点头：“你想好了？”

“想好了。”

四、电话

第二天上午十点整，林美娟拨通了猎头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