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个机会。”李卫国说。

“给你三个月。”程老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空白申请表，“三个月内，把那台双工件台光刻机原型修好，哪怕只能动起来，精度不重要。带到北京来，专家组现场看。”

李卫国接过表格，手有点抖：“程老，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看够了纸上谈兵。”程老打断，“也因为，1979年那个项目被毙掉时，上海三厂的总工——他姓冯，是我大学同学——在评审会上说了一句话。他说，‘给我们十年，我们一定能做出来。’”

老人望向窗外，声音轻下来：“今年是1993年，十四年了。冯工三年前去世了，肝癌。临终前给我打电话，只说了三个字：‘不甘心’。”

李卫国深深鞠躬。

走出程老家时，北京正在下雨。他站在楼道口，看着雨幕，忽然想起肖向东在日本打来的那个电话：“半导体是这一代人的责任。”

他拿出手机——刚上市不久的大哥大，砖头一样沉——拨通了肖向东的号码。

“三个月。”他说，“上海那台老机器，要能动起来。”

“三个月？”肖向东声音提起来，“那机器锈了十四年！”

“程老要现场看。”李卫国把见面经过简单说了，“这是门票。”

电话那头传来肖向东深吸气的声音：“陈思北那边呢？”

“签证问题，有了这个资格应该能解决。但关键是……”李卫国顿了顿，“我们要在三个月内，让一台报废了十四年的机器复活。做得到吗？”

漫长的沉默。只有电流声和雨声。

“做不到也要做。”肖向东说，“我今晚飞回上海。你继续跑手续，陈思北继续挖人。三个月后，北京见。”

7月20日，上海半导体设备三厂的车间里，灯光彻夜不熄。

那台双工件台光刻机原型被从仓库最深处拖了出来。锈迹斑斑，导轨卡死，控制箱里的电路板已经霉变。但它躺在那里，依然能看出当年的骨架——厚重、粗犷，带着苏联式工业美学的那种笨拙力量感。

肖向东站在机器前，身边围着七位老师傅。都是六十岁上下，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眼神里有久违的光。

“这是冯总工最后一件作品。”周厂长抚摸着机器的铸铁底座，“1978年设计，79年试制，80年调试失败，然后就封存了。冯工到死都惦记它。”

一位姓赵的老师傅蹲下，用手抹去导轨上的锈：“这导轨当年是我车的。德国进口的铸铁，我们做了三个月热处理，硬度均匀性做到0.1毫米——那时候这水平全国第一。”

“但现在锈成这样……”旁边年轻工程师小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