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向东走到那幅亚洲地图前，手指划过泰国、香港、上海。

“1978年，我们七个人离开北大荒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知道不能回头。”他转身，“现在也一样。风暴要来，我们知道了，准备了，但路还得往前走。”

他下达指令：

第一，泰国项目继续推进，但加快回款节奏；

第二，香港公司调整投资组合，增加防御性资产；

第三，集团总部储备应急资金，额度为总资产的10%。

“另外，”他看向李卫国，“你准备一下，七月初去北京，我要见外汇局的领导。”

“谈什么？”

“谈如果风暴来了，民营企业能做什么，国家需要民营企业做什么。”

布局进入最后阶段。

6月28日，上海三厂。

老谢头站在那台修复的光刻机前，用手抚摸着铸铁底座。机器正在生产一批用于通信基站的专用芯片，嗡嗡的运转声充满整个车间。

肖向东专门从香港飞回来看他。

“机器用得顺手。”老谢头说话还是很简洁，“精度比当年还好。”

“是您的手艺好。”

老人摇头：“是时代好了。当年冯总工设计这台机器的时候，要什么没什么。现在你们要零件有零件，要材料有材料，要人才有人才。”

他走到工作台前，打开一个铁盒子——里面不是工具，是七个小布袋。每个布袋上绣着名字：肖向东、李卫国、陈思北、林美娟……

“这是给你们的。”老人说，“我自己做的。”

肖向东打开自己的布袋，里面是一把卡尺——老式游标卡尺，但刻度精准，表面磨得发亮。尺身上刻着一行小字：“量天量地，先量良心”。

“我这辈子，量过无数零件。”老谢头看着那台运转的机器，“最大的心得就这一句：技术可以量精度，但做事得量良心。你们现在做的大事，芯片、疫苗、金融……我懂的不多。但记住——对得起良心，就对得起国家。”

肖向东握紧那把卡尺，金属的凉意透过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