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公派留学生，按理说我应该回国。目前我拿到了中国几家博物馆的录用通知，但是待遇太低。也有两所高校让我去面试教职，但都不在上海，我正犹豫要不要回国。”

“在中国，博物馆和高校的待遇怎么样？”

“每个月300英镑。”

“天呐！”安娜瞪大了眼睛，“比意大利的最低生活保障线还低。”

“是啊，要不然怎么说在中国，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院士的不如当戏子的？”

安娜评论道：“这分明是借着献身科研和服务国家的美好明目，廉价使用科技人员的国家呀！虽然科学家不该追逐名利，但国家应该建立一个正常的待遇体系。不需要付出多大努力就能轻易获得高回报，这样的分配体系绝对是不正常的。”

立言叹了一口气：“在博物馆工作的师兄师姐抱怨工资只够温饱，让我别往火坑里跳。我师兄跳槽去证券公司，现在一个月的薪资比他之前一年挣得还多。师姐通过了公务员考试，上岸以后她发现，之前对自己的高道德要求分明是在为难自己。”

“劝人安贫乐道是一种道德绑架。尽管英国经济最近不景气，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英国的科研环境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科研人员的社会地位也很高。你倘若能留在英国是最好的。你和约翰有没有讨论过你们的将来？”安娜触及了问题的核心。

留学之前立言曾经向自己许诺，要珍惜公派留学机会，学成归国做一番事业。她本来已经做好了忍受清贫的准备，但她逐渐发现，生活并不要求她做出牺牲、有所作为。生活不是英雄史诗，生活是丰厚的收入、舒适的房间和温柔的伴侣。谁追求英雄主义，谁就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谁先发现生活的真相，谁早获益，取得先发优势的人还会获得额外的权利——他们可以定义和左右别人的生活。

她不再对想留在英国遮遮掩掩了，别人都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凭本事挣来的优越生活，我为什么不行？但她的留学签证不能在英国找工作，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嫁给约翰，但约翰却什么态度也没有。立言情绪低落：“我找工作的事约翰知道，不过他没有表态。”

立言认为约翰不似马艾尔这么不靠谱，她又替约翰开脱：“他和母亲之间关系紧张，我不想给他增添额外的烦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