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君，你看，这盘大棋，最关键的一子落定了！”

土肥原贤二立即起身，口述电文，眼中闪烁着阴谋得逞的锐光说道：“。通知天津特务机关，按预定计划，启动‘特殊护送’行动。务必确保‘行李’万无一失。”

1931年11月8日 夜 天津一场精心策划的混乱如期而至。在土肥原天津特务机关的指使与武装下，由地痞流氓和汉奸组成的“便衣队”，从日租界蜂拥而出，向华界各区发动武装袭击。枪声、爆炸声、哭喊声骤然划破夜空，商店被砸，电车被焚，整个天津陷入一片突如其来的恐慌与无序之中。

日军驻津部队以此为“正当”借口，立即出动。他们不仅迅速封锁了日租界与外界的通道，更以“维护治安、保护侨民”为名，强行在华界周边主要路口设置路障、架起机枪，宣布戒严。任何试图进出的人员和车辆都受到严格盘查——表面上是为了缉拿暴徒，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切断中国军政机关对静园的监视与控制，为溥仪的出逃制造一个绝对的“安全区”和混乱的掩护。

1931年11月10日，夜晚，天津静园后门，一辆轿车的引擎发出低沉的嗡鸣。在关东军军官真方勋大尉阴沉的目光示意下，溥仪这位曾统御天下的“大清皇帝”，蜷缩起身体，钻进了狭窄而黑暗的汽车后备箱。

在钻进后备箱的时候溥仪十分的不情愿，还想摆出自己皇帝的架子，然而已经出门的溥仪哪里还有选择的余地，关东军军官真方勋大尉的催促声中只能不情不愿的钻进了后备箱。

箱盖“砰”地一声落下，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光景，也象征性地隔绝了他的过去。这是他“龙兴”之路的第一步，姿态却与囚犯无异。

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的烽火初燃之时，远在武汉的周亦云便以其深远的政治洞察力，预见到了溥仪可能被日本利用的巨大风险。他第一时间给时任国民政府情报机关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立发去密电，电文的核心只有一句话：

“严密监控静园，绝不容溥仪北归沈阳，为敌所用，望弟真切。”

戴立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在天津布下了一张无形的监视网。复兴社的特工们化装成小贩、黄包车夫、报童，日夜不停地盯着静园的出入口。因此，从土肥原贤二数次秘密潜入静园，到11月8日“天津事变”的突然爆发，乃至11月10日晚那辆载着“重要行李”的敞篷跑车驶离静园，这一连串行动，都未能完全逃过复兴社的视线。

夜色深沉，海河水面被薄雾笼罩。“比治山丸”号汽船像一条黑色的水蛇，关闭了所有灯火，悄无声息地滑向预定码头。船上，沙包后的日军士兵紧握着枪，目光警惕地扫视着黑暗的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