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遵旨！”

“贺拔岳、张横！”

“末将在！”

“着你二人，分遣可靠将校，配合各州县推行保甲，维持秩序，弹压不法。但有聚众抗法、袭击官吏者，无论背后是谁，以谋逆论处，可就地格杀！”

“得令！”

“冯渊、崔胤！”

“臣在！”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拟订招抚流民、鼓励垦荒、减免赋税之具体细则，务使百姓知此乃惠民之政，非苛政也。同时，广贴告示，将统计丁口、推行保甲之缘由、好处、法令，晓谕全境，使妇孺皆知！”

“臣等领命！”

一道道命令颁下，一个庞大而精密的计划开始启动。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户籍统计和基层组织重建，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旨在打破关中地区旧有的、以世家豪强和地方藩镇残余势力为基础的权力结构，建立起一套直接对李铁崖政权负责的、高效的基层控制与动员体系。

政令既出，雷厉风行。以杜让能为首的度支制置使司迅速组建，大批经过简单培训的官吏、文书，甚至从军队中抽调的识文断字的老兵，被派往各州县。与此同时，由贺拔岳、张横部派出的、被称为“督察队”的小股精锐兵马，也分赴各地，名为协助，实为监督与威慑。

京兆府首当其冲。长安城内及周边县乡，首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索貌阅”。官吏带着兵丁，挨家挨户敲门核对，登记姓名、年龄、性别、体貌特征，绘制简单的“户状”。对于人口众多、屋舍连绵的深宅大院，更是重点清查。一开始，百姓惊疑不定，豪强之家则或明或暗地抵制，以各种理由推诿、隐瞒。

“军爷，行行好，家里就这几口人，都在这了……” 一个穿着绸衫、看似管家的中年男子，赔着笑脸，试图将一小袋钱塞给带队的书吏。

书吏看也不看那钱袋，面色冷硬，对照着手中有些年头的旧黄册，又看看眼前明显不止“几口”的宅院，对身后兵丁一挥手：“搜！按名册，这王宅应有在籍丁口三十七，仆役、部曲、佃户不下二百。若对不上，以隐匿论处！”

兵丁如狼似虎般涌入，很快，从后宅、偏院、甚至地窖中，驱赶出许多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那管家脸色惨白，还想争辩，被兵丁一枪杆打翻在地。

类似的情景，在关中各地不断上演。有豪强试图暴力抗法，纠集家丁部曲，殴打上门核对的吏员，结果立刻招来了驻军的“督察队”。全副武装的甲士开进庄园，为首者二话不说，将带头闹事的豪强及其子侄当场格杀，首级悬于庄门，家产抄没，余者尽数编入保甲。血淋淋的案例迅速传开，那些原本心存侥幸、试图贿赂或抵赖的豪强，顿时噤若寒蝉，开始不情不愿地配合登记。

小主，

与此同时，保甲制度的搭建也在同步进行。在完成初步人口核实的乡村，官府开始遴选甲长、保长。入选者，多为老实本分的富户、有威望的老者，或是退役的昭义军老兵。他们被召集到县衙，由县官亲自训话，申明职责、法度，赐予木印、文书，并免除其家部分徭役。这些人，成了连接官府与乡野的最基层纽带。

“每甲需出丁二人，农闲时于村口场院，由退役的王队正教授棍棒、辨识号令。五保为一都，每旬需派丁巡逻乡里……” 新任的保长对着甲长们传达着上峰指令。起初，百姓对此颇有怨言，觉得平白多了许多麻烦和约束。但很快，保甲制的另一面开始显现效果。

一伙流窜的溃兵试图劫掠一个刚编好保甲的村庄，还未靠近，村口了望的丁壮便敲响了铜锣。片刻之间，邻近几个保的丁壮，在都保正的带领下，拿着锄头、柴刀、简易的枪棒聚集起来，虽然不成阵型，但人数众多，喊声震天。溃兵见势不妙，只得悻悻退走。此事传开，乡民逐渐意识到，这保甲联防，确能保一方平安，抵触之心稍减。

更大的好处来自于赋役。以往，胥吏下乡催科，如狼似虎，层层加码，百姓苦不堪言。如今，赋税额度由保甲长按官府定下的标准，在保内公开分摊，相对公平。征收时，也由保甲长统一收缴上解，减少了中间盘剥。虽然负担依然沉重，但透明了许多，怨气也少了一些。

新政的推行，自然非一帆风顺。最大的阻力，并非来自乡野，而是长安城内那些盘根错节的世家、勋贵，以及原唐廷留下的、心思各异的旧官僚。

他们或许不敢公然对抗李铁崖的兵锋，但在这种触及根本利益的民政改革上，阳奉阴违、暗中阻挠的手段层出不穷。隐匿田产、丁口只是寻常，更有人散播谣言，说李铁崖此举是为了“刮地皮”、“抽丁抽税，民不聊生”，甚至暗中串联，试图在数据上做手脚，或者撺掇地方官吏消极怠工。

这一日，紫宸殿侧殿。李铁崖听着冯渊、崔胤、杜让能等人关于新政推行受阻的汇报，脸色平静，但双眼中已有寒芒凝聚。

“……京兆杜氏，上报田亩仅七百顷，然据查，其在蓝田、鄂县（今户县）等地，隐匿庄园不下五处，田亩过千顷，荫户数百家。其家主杜损，前日还曾宴请度支司郎中，意图行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