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讨厌生日蜡烛的光。

二十四根细小的火苗在我眼前跳动，每一簇都在灼烧我的视网膜。

同事们的脸在烛光后模糊成晃动的色块，生日歌像是从水下传来——音调扭曲，节奏拉长，所有声音都裹着一层毛玻璃似的嗡鸣。

这是光敏症发作时的典型症状：视觉过载，听觉失真，思维像陷入黏稠的糖浆。

“林顾问，许个愿啊！”小王的声音穿透那层嗡鸣。

他是队里最年轻的刑警，总有用不完的热情。

我挤出笑容，闭上眼睛。

黑暗瞬间包裹而来，舒适得像潜入温水。

在眼皮构成的私密黑暗里，我许了个实际到乏味的愿望：希望今晚没有紧急案件。

深呼吸，吹灭——

蜡烛熄灭的刹那，世界陡然清晰。

包厢顶部的应急安全灯发出幽绿的微光，那是我视觉的舒适区。

我能看清小王深蓝领带上新染的咖啡渍，看清李姐左眼角睫毛膏的细微裂纹，看清奶油蛋糕表面玫瑰花裱花里藏着一根不属于任何人的浅金色断发。

黑暗是我的显影液，把淹没在光噪中的细节一一还原。

色彩饱和度下降，轮廓线条却锋利如刀。

“切蛋糕切蛋糕！”有人起哄。

我拿起塑料刀，刀面反射着安全灯的绿光。

就在这时，手机在口袋里震动。

不是普通来电，是局里设置的紧急呼叫专属震动模式——三短一长，像心跳骤停的节奏。

“抱歉。”我放下刀，走到包厢角落。

按下接听时，我瞥见墙上的装饰镜。

镜中的女人短发利落，脸色在绿光里显得苍白，瞳孔因为刚从烛光中解放而微微放大。

二十八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五岁。

这是长期在非常规光照条件下工作的代价。

“林顾问，南郊废弃印刷厂，命案。”

队长陈锋的声音一贯粗糙，像砂纸摩擦铁锈，“现场有点……特别。可能需要你的专长。”

“特别在哪里？”

“报案的是个流浪汉，说里面所有灯都被人打碎了。只剩一根蜡烛照着尸体。”

我握手机的指关节微微发白。

蜡烛光。和这里一样。

这不会是巧合。

“地址发我，二十分钟到。”

挂断电话，我转向热闹的餐桌，“各位，局里有急案。蛋糕你们分了吧，记我账上。”

小王跳起来：“我送你！顺便学习学习——”

“不用。”我截断他的话，语气可能比必要更生硬些，“现场可能需要黑暗环境。人越少越好。”

穿上挂在椅背上的黑色外套时，我触到内袋里硬质的方盒。

抗光敏药物，医生开的。

白色小药片能让我在正常光照下维持基础视觉功能，代价是思维会蒙上一层薄雾。

我很少吃。

在刑侦队，“清晰”比“舒适”重要得多。

走出餐厅，城市夜光扑面而来。

霓虹招牌、车流光轨、高层建筑的景观照明——这一切对我而言不是繁华，是视觉暴力。

我低头，从包里取出特制的茶色护目镜。

镜片经过特殊涂层处理，能滤掉百分之七十的可见光，同时允许特定波长的红外线通过。

戴上后，世界沉入一片琥珀色的黄昏，但至少轮廓分明了。

导航显示南郊印刷厂距离十七公里。我踩下油门。

印刷厂立在郊野边缘，像一头匍匐在黑暗中的巨兽。

三层楼的水泥建筑，窗户大多破碎，墙面上爬满雨水渍出的抽象画。

两辆警车停在门口，红蓝警灯旋转着切割夜色。

太亮了。

我皱眉，在离现场三十米处停车，摘掉护目镜——接下来的工作，需要裸眼。

陈锋在门口等我。

他五十出头，身材像退役的拳击手，脸上有道从眉骨划到嘴角的疤。

“尸体在二楼印刷车间。”

他递给我一副鞋套和手套，“电工在抢修电路，但保险丝被故意剪断了，整栋楼的配电箱都被破坏。技术科说至少需要一小时。”

“蜡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