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安坐在长桌尽头，面前摊开三十份初步调查报告。他缓缓抬起头：“说完了？”

阿植张了张嘴，最后颓然坐下。

“恐惧会传染。”王平安的声音很平静，“凶手的恐惧，受害者的恐惧，市民的恐惧，还有我们的恐惧。当恐惧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让人失去判断力。”

他站起身，走到那面钉满照片的墙前。三十张男人的脸，年龄从三十二岁到五十八岁，职业从司机到老板到退休警长，居住地遍布港九新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是男性，都死于同样的手法，都在凌晨零点到四点之间。

还有，根据初步调查，他们都有家暴嫌疑或记录。

“把他们的妻子、伴侣全部列出来。”王平安说。

陈国栋愣了一下：“情杀？可这些死者互不相识，他们的妻子也不可能互相认识……”

“谁说杀人非得因为‘爱’？”王平安转身，目光扫过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仇恨有很多种。有时候，‘怕’也能成为杀人的动机。有时候，‘再也受不了’就是足够的理由。”

他走回桌边，抽出其中一份报告：“潘兆昌的妻子刘秀兰，去年六月因肋骨骨折住院，对医生说是摔下楼梯。但护士注意到她的手臂上有捆绑痕迹。”

又一份：“李国伟的前妻三年前申请过禁制令，称李多次威胁要杀她。后来撤诉，两人复合。”

再一份：“黄文强的茶餐厅帮工说，曾听到黄对妻子说‘你再敢跑，我就把你腿打断’。”

一份份报告被抽出，摆在桌上。每份报告里，都藏着一个女人沉默的伤痛。

“三十个男人，背后是三十个女人。”王平安说，“也许更多。也许有女朋友，有女儿，有母亲。查，彻底地查。每个人都要问：一月一日凌晨零点到四点，你在哪里？”

“不在场证明？”

“对。铁一般的不在场证明。”

九龙公众殓房，地下二层。

温度常年保持在十六度，空气里有消毒水和某种更隐蔽的气味混合——那是死亡本身的味道，冰冷、微甜、挥之不去。

王平安站在单向玻璃后面，看着认尸房里的情景。

第一个女人走进来。四十出头，茶餐厅女工的制服还没来得及换下，围裙上沾着酱油渍。法医拉开不锈钢抽屉，白布掀开一角，露出黄文强的脸。

女人站在那里，距离尸体三米远。按照规定，家属不能靠得太近。

她看了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不是擦眼泪，而是擦了擦手。她的手指一直在捻着什么——后来王平安才看清，是一枚塑料发夹，廉价的粉红色，边缘已经磨损。

转身离开时，她的嘴角有一个弧度。

不是笑，不是哭。是一种放松，一种解脱，像是终于卸下了肩上扛了多年的重物。

第二个女人，五十岁，穿着银行制服裙。她的丈夫是股票经纪，从二十七楼跳下——但警方在验尸时发现，跳楼前他身上已经有四十二处刀伤。死亡时间，凌晨一点。

这个女人更平静。她甚至掏出口红，对着墙上的不锈钢板反光补了补妆。口红是正红色，涂得很仔细，边缘一丝不苟。

第三个，卡拉OK的妈咪，四十多岁，浓妆。她的丈夫是退休警长，被人发现死在按摩椅上。她双手合十，像是在祈祷，但手指关节用力到发白——那不是祈祷，是在压抑颤抖。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王平安透过玻璃，观察每一个女人。她们的反应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人崩溃。没有人歇斯底里。没有人扑到尸体上痛哭。

她们站在那里，像一群完成任务的士兵，沉默地检视战场。

“这不正常。”陈国栋低声说。

“对她们来说，这很正常。”王平安说，“当一个人长期生活在暴力中，情感会变得扁平。恐惧占据了所有空间，就没有地方留给悲伤了。”

“你认为她们……”

“我认为她们知道什么。”王平安打断他，“或者，她们参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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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女人走进来。

她比之前那些都要年轻，大概三十出头，瘦小，穿着深蓝色的工装外套——王平安认出来了，是早上在福荣街巷口看到的那个女人。

她走到不锈钢停尸柜前，法医拉开抽屉。

里面的死者是她的丈夫，一个建筑工头，身上有四十五处刀伤。

女人没有看尸体的脸，而是盯着丈夫的手。那双手曾经打过她多少次？她记得每一根手指的形状，记得拳头落下的力度，记得指甲掐进皮肉的痛感。

她站了整整三分钟，一动不动。

然后她伸出自己的左手，放在停尸柜的边缘。无名指上的戒痕清晰可见。她从口袋里掏出那枚消失的戒指——一个简单的金环，已经变形——轻轻地放在丈夫的胸口。

没有说再见。

没有掉眼泪。

她转身离开，脚步平稳，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王平安等她走出认尸房，才从观察室出来。走廊里，女人正在等电梯。他走过去，站在她身边。

电梯从八楼缓缓下降。

“节哀顺变。”王平安说。

女人看了他一眼，眼神依然平静：“谢谢。”

“你丈夫的事，我们很抱歉。如果你想起什么线索……”

“我什么都不知道。”女人打断他，语气温和但坚定，“一月一日凌晨，我在上夜班。制衣厂，观塘工业大厦四楼。打卡记录可以证明。”

电梯到了，门打开。

女人走进去，转身面对王平安。在电梯门关闭前的最后一秒，她说：

“阿sir，你见过飞蛾扑火吗？”

门合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