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塘工业区，晚上十一点。

一栋老旧的工厂大厦，外墙的绿色瓷砖大片脱落，露出灰黑色的水泥。四楼窗口透出惨白的荧光灯光，缝纫机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密集、规律、永不停歇。

王平安带着两名警员走上楼梯。楼梯间堆满纸箱，空气里有布料粉尘和机油的混合气味。三楼是塑料花厂，夜班女工们正麻木地组装着永远不会绽放的花。

四楼，制衣车间。

推开门，缝纫机的声音扑面而来。三十多台机器排成四排，每台机器前坐着一个女工。她们戴着口罩和袖套，低着头，手指在布料和机器针头间飞快移动。头顶的荧光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和缝纫机的声音交织成一种工业化的催眠曲。

车间主管——一个四十多岁的胖男人——迎上来：“阿sir，有什么事？”

“找欧梁美娟。”王平安出示证件。

主管皱了皱眉，指向车间最里面：“倒数第二排，左边第三个。”

王平安穿过一排排缝纫机。女工们没有抬头，她们的工作是按件计酬，每一秒都在计算。但他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从口罩上方投来，沉默、警惕。

欧梁美娟坐在那里，和早上在殓房见到时一样，穿着深蓝色工装外套。她正在缝制一件衬衫的袖口，手指灵巧地引导布料通过针板。

“欧梁美娟女士？”王平安说。

她抬起头，眼神平静：“阿sir。”

“关于你丈夫的案子，有几个问题需要补充。”王平安拉过一张凳子坐下，“你说一月一日凌晨零点到四点，你在这里上班？”

“是的。”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夜班打卡记录，上面显示：12月31日 22:00 上班，1月1日 06:00 下班。中间有两次十五分钟的休息打卡。

“有谁可以证明？”

旁边一个女工抬起头，三十多岁，颧骨很高：“美娟那晚在打样室陪我赶工，我可以担保。我们凌晨两点到三点都在那里，门卫也可以证明，我们领了加班餐券。”

“其他人呢？”王平安看向整个车间。

缝纫机的声音渐渐停了下来。女工们一个接一个抬起头。

“美娟在。”

“我也看见了。”

“她在茶水间泡面，凌晨一点多。”

“三点休息的时候，我们还一起抽烟。”

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平静、一致，像是排练过。

王平安环顾四周。三十多个女工，三十多双眼睛。有的年轻，有的已生白发，有的手指缠着胶布，有的手腕贴着膏药。她们穿着相似的衣服，做着同样的工作，此刻说着同样的话。

这个场景，他突然意识到，和认尸房里的情景有某种诡异的相似。

都是女人。

都是沉默。

都是看不见的联结。

“欧梁美娟女士，你今早去了福荣街。”王平安换了个方向，“为什么？”

“去买菜。我每天早上下班后都去街市。”

“但福荣街离这里很远，离你家也很远。”

“那里的鱼新鲜。”她的回答滴水不漏。

王平安盯着她看了很久，然后站起身：“打扰了。”

他走出车间，缝纫机的声音在他身后重新响起，越来越快，越来越密集，像一场暴雨。

在楼梯间，陈国栋低声说：“所有不在场证明都核实了，铁证如山。三十个死者对应的女人，那一晚全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地铁刷卡记录、公司打卡记录、便利店监控、医院陪床签字……甚至有人那晚在警署报案，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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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完美了。”王平安说。

“什么？”

“完美得不真实。”王平安点燃一支烟，烟雾在昏暗的楼梯间弥漫，“三十个女人，在同一个凌晨，全都有无可辩驳的不在场证明。你相信巧合吗？”

陈国栋沉默了。

“我不信。”王平安吐出烟雾，“如果每个人都不是凶手，那所有人就都是凶手。”

他们走出工厂大厦。夜已深，观塘的街道上依然有货车驶过，载着这座永不沉睡的城市需要的物资。远处，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红色的光映在积水上，像是永不干涸的血。

王平安抬头看向四楼的窗户。荧光灯下，女工们的身影依然在忙碌。

他想起欧梁美娟的眼睛。

想起认尸房里那些女人的嘴角弧度。

想起布料上那只绣得粗糙的飞蛾。

“查飞蛾。”他突然说。

“什么？”

“飞蛾的图案，或者象征。查查看有没有什么团体、组织用飞蛾做标志。还有，查这些女人之间有没有交集——不是明面上的，是暗处的。同一个社区中心、同一家医院、同一个庇护所……任何地方。”

“你认为她们组织了……”

“我认为她们在互相保护。”王平安拉开车门，“而保护的方式，可能是交换某些东西。比如，时间。比如，证词。比如——”

他没有说下去。

但陈国栋明白了。

车子发动，驶入观塘的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