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安站起身，拿起铁盒。盒子比他想象的重。

走到门口时，他回头：“最后一个问题。飞蛾，是什么意思？”

欧梁美娟的眼神变得遥远：“飞蛾是我们给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们都扑过火——结婚的时候，以为那是温暖，结果是焚烧。但飞蛾扑火还有另一层意思。”

她走到窗边，指着远处。台风眼中，乌云暂时散开，露出一小片星空。

“飞蛾扑向火，不是为了死。是为了在死之前，看清自己的样子。在火光中，它们终于看见了自己的翅膀，看见了自己也能发光。”

王平安顺着她的手指看去。夜空中的星星很微弱，但确实存在。

他拉开门，走进走廊。身后的门轻轻关上，锁舌扣入锁孔的声音清晰可闻。

走廊的灯还在闪烁。风声又起，台风眼的宁静结束了，风暴的后半段即将来临。

凌晨四点，港岛总署天台。

风已经小了，雨也停了，但天空依然阴沉，云层低垂，仿佛随时会再次倾泻。王平安独自站在天台边缘，脚下是沉睡中的城市——或假装沉睡。

香港的灯火从不完全熄灭。总有些窗户亮着，总有些街道有车驶过，总有些人在这个时间醒着，因为痛苦，因为恐惧，因为无法入睡的过去。

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尼古丁进入肺部，带来短暂的麻痹。医生警告过他多次，糖尿病加吸烟等于找死。但他需要这个，需要某种看得见的自我毁灭，来平衡内心那些看不见的崩塌。

铁盒放在他脚边，盖子打开着，那些表格在夜风中微微翻动。

三十九个签名。

三十九个承诺。

三十九个女人决定用最极端的方式，夺回自己的呼吸。

法律很简单：这是谋杀，是共谋，是重罪。三十九个主犯，三十九个从犯，刑期加起来可能超过五百年。司法体系会像一台精密机器，把她们一个个送进监狱，给公众一个交代，给媒体一个头条，给社会一个“正义得到伸张”的假象。

然后呢？

然后会有第四十个、第五十个、第一百个欧梁美娟。暴力会继续，沉默会继续，绝望会继续。法律像一堵墙，把问题隔在墙外，假装看不见墙那边的人在流血。

王平安想起自己的母亲。

一个瘦小的潮州女人，嫁给父亲三十年，挨了三十年的打。她从不还手，从不报警，只在深夜偷偷抹药油。王平安小时候，常常在门缝里看见母亲背上的淤青，像地图上的陌生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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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岁那年，父亲又一次醉酒打母亲。王平安冲上去，用椅子砸断了父亲的手臂。那是他第一次使用暴力，也是最后一次。父亲从那以后没再打过母亲，但开始酗酒，三年后肝硬化去世。

葬礼上，母亲一滴眼泪都没掉。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棺材入土，然后回家，把父亲所有的东西都烧了。火光中，她的脸平静得可怕。

“平安。”她那天晚上说，“你要记住，有些痛是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痛，就会变成别的东西。变成恨，变成病，变成……你这样的人。”

变成我这样的人。

一个警察，一个试图用法律修复无法修复之事的男人。一个站在暴力和秩序之间，看惯了鲜血却仍然相信正义的傻瓜。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王平安看了一眼，是陈国栋。

“王sir，查到了。飞蛾图案——三年前，一个叫‘妇女互助会’的非正式团体用过这个标志。后来解散了，但成员之间还有联系。名单我正在整理，初步看，至少有二十人和我们的死者家属重合。”

“知道了。”王平安说。

“还有，媒体那边压不住了。《东方日报》明天头版标题已经定了：《连环杀手还是集体复仇？四十宗命案背后的女人》。”

“让他们报。”

陈国栋沉默了几秒：“王sir，这事太大了。上面在问，要不要成立特别调查组，从刑侦科调人……”

“不用。”王平安打断他，“这个案子，B组跟到底。”

“可是——”

“没有可是。”王平安的声音很平静，“出了事，我负责。”

挂断电话，他又站了很久。天边开始泛起鱼肚白，黑暗正在退去，但黎明还没有真正到来。这是一个暧昧的时刻，黑夜与白昼的交界，就像他现在站的位置——法律与人性的交界。

他蹲下身，看着铁盒里的那些表格。纸张在晨光中显得更加脆弱，那些签名像一只只挣扎的飞蛾。

最后，他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响了七声，才被接起。那边传来睡意惺忪但警惕的声音：“谁？”

“国豪，是我。”

陈国豪，王平安的老熟人，如今是香港最有名的刑事辩护律师之一，专接别人不敢接的案子。他们曾经是好朋友，后来因为理念不合渐行渐远——王平安相信法律条文，陈国豪相信法律精神。

“平安？凌晨四点打电话，要么是你要死了，要么是别人要死了。”

“两者都有。”王平安说，“我需要你帮个忙。”

“说。”

“四十个女人。她们涉嫌谋杀，但情况特殊。我需要你为她们辩护，所有费用我出。罪名……能减就减，能辩就辩。”

电话那头沉默了。王平安能想象陈国豪此刻的表情——惊讶，疑惑，然后是理解。

“平安，你知唔知你在说什么？四十个谋杀案，你要我接？而且是你出钱？你这是要挑战整个司法体系。”

“我不是挑战体系。”王平安看着远处渐渐亮起的天空，“我只是在想，也许法律除了惩罚，还应该有别的功能。比如……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