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比亚，温得和克。

风从纳米布沙漠吹来，带着灼热和干燥，卷起街头的垃圾和尘土，打在紧闭的铁皮门上。

恩加拉·穆雄医生站在温得和克中央医院的窗户前，看着这座城市。他的办公室在一楼，窗户正对着急诊入口。两年前，这里每天有几十个人排队等着看病——发烧、外伤、孕妇分娩。现在，队伍依然很长，但来的人已经不一样了。

他们更瘦。

他们更慢。

他们的眼睛里不再有光。

穆雄医生六十二岁了，在这家医院工作了三十七年。他见过独立战争的血腥，见过九十年代表格制度崩溃后的混乱，见过千禧年艾滋病高峰时的死亡潮。但他从未见过像现在这样的景象。

“穆雄医生。”护士卡琳轻轻敲门。

“进来。”

“卫生部长办公室的传真。”卡琳递过一张纸，声音压得很低，“他们……他们不想公开这份报告。”

穆雄医生接过传真，戴上眼镜。

报告只有一页，但上面的数字像钉子一样扎进他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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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卫生部内部简报（机密）

年度人口预估数据

估算人口：2,510,000

同比下降：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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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个百分点。

近六十万人。

穆雄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这不仅仅是数字——这是他曾经亲手接生的孩子、在街上与他说早安的路人、在教堂里唱诗的年轻人。

“部长怎么说？”他问。

“他说这可能是统计误差。”卡琳的声音在抖。

“统计误差。”穆雄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第一次听说。

“他让我们暂缓发布。”

穆雄把传真放在桌上，转头望向窗外。急诊入口处，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正坐在地上，怀里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孩子的眼睛紧闭着，嘴巴微微张开，像是在渴望水，又像是在渴望死亡。

“误差。”穆雄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很轻。

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是3,100,000。

没有人相信这个数字。

在温得和克街头，在卡图图拉贫民窟的巷子里，在北部疟疾肆虐的村庄中，在东部艾滋病高发的矿镇上，人们在用肉眼见证一个国家的崩溃。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世界人口仪表板显示纳米比亚年总人口约为310万。百科全书给出了247.5万的估算。但这只是数学游戏——将已故者的名字从登记表上划掉需要时间，而在纳米比亚，时间已经不够用了。

真正的数据，隐藏在更细微的地方。

比如，卡图图拉的垃圾箱旁边，多了很多小孩子的衣服。干净的，叠好的，像是有人专门洗过、晒过，然后才放在那里。

比如，温得和克的公墓不再收取下葬费用——不是因为政府大发慈悲，而是因为死者太多，他们来不及登记每个家属的姓名。

比如，姆帕瓜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从去年的两百三十人变成了今年的九十七人。校长告诉教育局，是因为“人口流动”。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些孩子没有流动——他们只是消失了。

十五岁的坦杜维·卡桑达知道这个秘密。

他是卡图图拉的居民，一个吸食工业胶水的街头少年。两年前他刚走上街头时，卡图图拉有十四个和他一样的孩子。现在只剩下三个。另外十一个中，三个人死了，五个人不知道去了哪里，两个人失踪，还有一个人还活着但……“活着”这个词在这里需要重新定义。

坦杜维的胶水瓶子里还剩最后一点。他舍不得吸完，把盖子拧紧，塞进裤兜，然后靠着墙根坐好。

他的眼睛盯着不远处的一个女人。那女人大约三十岁，穿着一件褪色的连衣裙，正蹲在地上用手舀积水喝。她的小腿肿得发亮，皮肤上布满了褐色的斑点——那是卡波西肉瘤的典型症状，艾滋病晚期的标志。在纳米比亚，在这个艾滋病感染率高达16%的国家，每六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携带病毒，性交易活跃地区的感染率更是突出。而在卡图图拉这样的贫民窟，这个比例要更高。

女人抬起头，正好对上坦杜维的目光。

“看什么看？”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坦杜维没回答，从口袋里掏出半块面包——昨天从一个垃圾桶里翻出来的，硬得像石头，但能吃。他把面包掰成两半，把大的一半递了过去。

女人盯着那块面包看了几秒，然后接过去，塞进嘴里，嚼也不嚼就往下咽。

“叫什么？”坦杜维问。

“玛格丽特。”女人说，然后开始咳嗽。

坦杜维看着她咳嗽的样子，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也是这样咳嗽的，也是在死去之前，也是瘦得只剩骨头。

他拧开胶水瓶盖，把鼻子塞进去，深吸一口。

世界又开始旋转了。

五百公里外，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情况同样糟糕。

小主，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世界人口仪表板，博茨瓦纳总人口约为260万。而百科全书估算为207.5万。无论哪个口径，这个被誉为“非洲典范”的钻石富国，也正在被同样的灾难吞噬。

工业胶水的流行甚至比纳米比亚更加猖獗。在哈博罗内郊区的旧纳勒迪，人们不叫它“胶水”，而是叫它“天使的呼吸”。这个美丽绰号的背后，是数千名骨瘦如柴的街头少年，他们用几毛钱的胶水换取短暂的天堂，用几年的性命为这几分钟的欢愉买单。

十六岁的凯博吸收胶水已经三年了。在博茨瓦纳，像他这样的吸食者被叫做“胶水孩子”，胶水在所有毒品消耗中约占1%，但它的危害性远超这个数字所暗示的。这种胶水中含有的苯、甲苯、二甲苯等芳香烃，会不可逆地摧毁脑神经。吸食一年后，脑萎缩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凯博西的大多数朋友都死了。死在厕所里，死在臭水沟里，死在老鼠啃食的角落里。

但活下来的那些人，有时比死亡更令人恐惧。

在卡萨内的蒂斯瓦桑康复中心，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孩躺着。

作为博茨瓦纳为数不多的戒毒设施之一——“为数不多”这个词在这里需要认真理解，因为容量的“不多”意味着每天有数百人需要治疗，数百人躺在门槛外的泥地里喊着胶水——里面床位永远不够，医护人员也永远不够。

那个女孩叫戈波昂。她的面孔让每个护士都不忍直视——不是因为丑陋，而是因为太平静了。

她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甲苯溶解了她大脑的髓鞘，使神经信号短路，大脑开始萎缩。她不知道日期，不知道时间，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谁面前。

“你好。”她说，对着空气微笑。

“你好，戈波昂。”护士轻轻握住她的手。

“你知道……你知道我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吗？”

护士沉默了一会儿。

“她什么……她什么时候……我现在在这里……是因为我妈妈要去接我。”

这些话断断续续地往外蹦，“现在现在现在”的重复像一声回声。戈波昂已经不记得她的妈妈半年前因艾滋病去世了。

护士没有纠正她。

在博茨瓦纳，面对一个已经死去的灵魂，你无法让她再死一次。

如果仅仅是胶水和燃油，这两个国家还不至于如此迅速地滑向深渊。

问题是，什么坏事都赶到了一起。

艾滋病从未离开。在纳米比亚，感染率高达16%；在博茨瓦纳，这个数字更加惨烈——超过38%的成年人感染HIV，在全球仅次于斯威士兰。博茨瓦纳约有36万人携带HIV，每年仍有超过4,000例新增感染。

疟疾卷土重来。纳米比亚卫生部长埃斯佩兰斯·卢温达奥在一份被泄露的内部报告中说，全国已记录了超过9.5万例疟疾病例，死亡154人——而上一年度全年只有50人死亡。在赞比西地区，仅卡蒂马穆利洛地区就记录了例疟疾病例。致命人数攀升了百分之二百零八。

疫苗可预防疾病集中爆发。纳米比亚卫生和社会服务部宣布该国同时面临五种疫情——脊髓灰质炎病毒、霍乱、麻疹、猴痘、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这是罕见而艰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这些病毒像五把尖刀同时扎向这个脆弱国家所剩无几的肌体。

气候灾害加剧了灾难。南部非洲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和洪水交替——纳米布沙漠的极端高温与刚果盆地的暴雨交替来袭，厄尔尼诺-拉尼娜的变幻交替把纳马-夸鲁大地的地壳像煎饼一样翻来覆去地搅和。庄稼被毁，牲畜死亡，水源受污染，霍乱随之爆发。

经济崩溃夺走了最后一丝希望。疫情期间累积的债务、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际援助缩减——博茨瓦纳的失业率已突破40%，年轻人在街区排着无法越过国境的狭长队伍。

所有这些灾难叠加在一起，像一张无形的网，将两国人民紧紧困住。而网中的人，有人用胶水麻醉自己，有人提前结束生命，有人只是在等待——等待死亡，或者等待一种不必等待的解脱。

温得和克的黄昏，霍乱隔离病房。

门外的黑暗中有人探进头来。是卫生部的调查员，穿着白色防护服，手里拿着登记簿。

“穆雄医生，第五区的霍乱疑似病例已经增加到了四十七例，”调查员的声音透过口罩嗡嗡的，“但试剂盒不够了，我们只能确认部分。”

穆雄医生没有回答。他正蹲在病房的角落里，给一个垂死的病人量血压。

病人是男性，大约四十多岁。曾经可能是强壮的人，但现在躺在那儿，像一张泄气的纸。他的皮肤黄得像蜡纸，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嘴唇上的皮肤剥落一片一片——这是霍乱引起的严重脱水的症状。这种由水源污染和恶劣卫生条件引起的传染病，在纳米比亚全境爆发，仅在奥普沃地区就报告了18例疑似病例，9例确诊。

小主，

“医生，”病人的嘴唇动了两下，“我想……”

“别说话。”

“我想回家。”

穆雄闭上眼睛。

他一直在想这个“回家”的含义。在纳米比亚，如果一个人即将死去，“家”是一种奢望——他永远不会回到村庄，永远不会看到猴面包树下的篝火，永远不会听到邻村唱诗班黎明的歌声。唯一能回去的，是他出生的那片土地，但那是被埋的地方。

“我们会尽力。”穆雄说。这是他第七千二百六十八次说出这句话——每次都在撒谎，但每次都必须说。

病人闭上了眼睛。

血压还在往下掉。

调查员继续读着登记簿：“奥马赫地区报告了新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病例，没有确诊，但污水样本检测阳性。伦杜地区报道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一例死亡。卫生部长要求我们……”

他停顿了一下。

“部长要求我们什么？”

“要求我们……优先为外国人提供服务。”

穆雄猛地抬起头。

“优先为外国人？”

这是一条命令——可怕、卑鄙却不能再清晰。在纳米比亚人自己像苍蝇一样死去的时候，官方的指令竟然是优先治疗游客和外籍居民。

他转过身，看着调查员的白脸，那张脸在白色口罩和白色防护服上方露出两只疲惫的眼睛。他的眼镜后反射出穆雄自己满是皱纹的脸——一张比他年龄还要苍老的脸，被疾病、绝望和愤怒撕扯得支离破碎。

“你先出去。”穆雄说。

调查员犹豫了一下。

“我说，出去。”

调查员合上登记簿，转身离开了隔离病房。塑料门帘在他身后滑落，发出清脆的声响。

病房里只剩穆雄和那个濒死的病人。

还有病房外候诊走廊里模模糊糊的呻吟声。那声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遥远、模糊，却永远无法关掉。

温得和克的另一头，卡图图拉贫民窟的深处，玛丽亚的小卖部依然开着。

她卖的东西和两年前差不多——方便面、可乐、面包、便宜的肥皂和洗衣粉。但货架下面的箱子里，藏的东西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