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是北边走私来的工业胶水，几十瓶塞在一起。

现在不一样了。

胶水仍然有，但卖家们开始开发“新产品”：将航空燃油掺入胶水中，兑出一种效果更强的混合液，瘾君子们称它为“红色”。“红色”的劲头比普通胶水强三倍，昏迷和猝死的风险也提高五倍。但对卡图图拉的瘾君子来说，一个风险的数字毫无意义——他们活在每一个当下。

还有含铅汽油。从北部边境的炼油厂用卡车走私进来，放进铁罐里分装。含铅汽油的毒性比无铅汽油更猛烈，吸入后能在几秒内产生强烈的兴奋感。长期吸食含铅汽油的人，会得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停止制造红细胞，人像干枯的植物一样枯萎。

甚至止咳糖浆也变得流行。一些走私者从津巴布韦和南非进口含有可待因的止咳糖浆，在卡图图拉以每瓶两美元的价格出售。可待因是一种阿片类镇静剂，能缓解疼痛、抑制咳嗽。但当它被过量服用时，能产生与吗啡相当的欣快感，同时带来与海洛因同等的成瘾性。

玛丽亚今年四十二岁。她在这个街区住了二十二年。

她的第一个孩子十五岁，叫坦杜维。

是的，前面提到的坦杜维·卡桑达。就是那个拧开胶水瓶盖把鼻子塞进去的孩子。

玛丽亚知道他在吸胶水。

她知道已经两年了。

她知道胶水在大脑里溶解髓鞘——如果在墙壁上打一个孔，往里面倒一瓶胶水，等它完全蒸发，墙壁就会开始塌陷，石灰一块一块地往下掉，最终剩下一个空洞。坦杜维的大脑就是那面墙壁——正在坍塌，一块一块地，无声无息地。

但玛丽亚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她和坦杜维的父亲没有结婚，那个男人在坦杜维三岁时就搬走了。她一个人靠着经营小卖部的微薄收入拉扯大四个孩子。坦杜维吸胶水后，她把他送到康复中心，没钱。她把他送到教会救助站，工作人员对她摇摇头：“他的脑损伤已经是不可逆转的。”

“他还能活多久？”

“看情况。”

所以玛丽亚停下了。她不再试图阻止坦杜维吸胶水，而是选择在旁边看着他。看着他瘦，看着他抖，看着他忘记昨天说过的话，看着他那双曾经明亮的大眼睛变得浑浊、呆滞、像化不开的死水。

有时她会在晚上过去，趁坦杜维睡着的时候，替他掖掖毯子的角，擦掉他眼角流出的粘液。

今天傍晚，坦杜维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小卖部。

他又瘦了。

玛丽亚看着他在昏暗的灯光下摸索着货架——他找不到那些东西了，视力已经开始模糊。他的眼睛瞪着那些瓶瓶罐罐，从可乐晃到驱蚊剂，又从驱蚊剂晃到那个藏着胶水的黑色塑料袋。

“妈，”他的声音很轻，“胶水……”

小主，

玛丽亚站在那里，柜台上面放着给这个街区所有人看的糖果、薯片和饮料。她看着儿子那张消瘦的脸，看着缠在脖子上的那个旧布条——他怕冷，哪怕室温三十度也怕冷，因为身体已经没有脂肪了。

“没有胶水。”玛丽亚说。

“妈，胶水。”

“我说没有。”

坦杜维的嘴唇开始抖动。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因为戒断反应。他开始冒冷汗，开始发抖，开始恶心得想吐。

“求你了，妈。”

玛丽亚转过身，把手伸进柜台下面的塑料袋。她拿出一瓶胶水——还是南非走私来的那种，还是那个散发着死亡气味的品牌。

她把它放在柜台上。

“给你。”

坦杜维曾经上学的地方，是姆帕瓜小学。

距离卡图图拉不远，在几排廉价公寓和商店之间，有一小块空地。操场上没有足球门框，只有一块用石头划出的球场。教室里没有十几张课桌，只有几个长条凳和一块掉漆的黑板。

但现在，两百多个学生只剩下一半不到。

老师们知道原因。不是因为缺勤，不是因为转学——那些字眼太轻了。孩子们只是不再来了。不再存在。

露西亚老师在这里教书十四年了。她看着这所学校从八十多个学生到现在的小班。但她现在站在讲台前面，看着空荡荡的教室，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

“图梅洛？”

教室里的其他二十二个孩子齐刷刷地摇头。

图梅洛上周没来了。不是一两天，是一周。

露西亚知道图梅洛住在哪里——卡图图拉深处，一栋用黑色塑料布遮窗的棚屋。她去过，那地方没有门牌号，只是些贴着标记“某某家”的破旧铁片。

“他妈妈得了艾滋病，”露西亚对副校长西蒙斯说，“图梅洛在照顾她。”

副校长的回答比肺痨患者的咳嗽更短促：“通知社会福利部。”

但社会福利部不接电话了。

不是因为电话出了故障，而是因为社会福利部的员工自己都辞职了——有的自己生病，有的照顾生病的孩子，有的干脆离开了这座城市。

“流行病”这个词，在社会福利部的工作表上变成了“结束”。

图梅洛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足够幸运能在某个角落活着，他可能正在吸胶水。如果他足够不幸，他已经死了——成为某个无名的、没人认领的尸体，被埋在某个没有墓碑的土堆下。

旱季结束的那天，暴雨如注。

去年年底南部非洲经历了拉尼娜现象，今年年初大部分地区又遭遇了强对流。洪水席卷了整个非洲，刚果盆地、赞比西河谷，连纳米比亚常年干旱的库内内地区也发了洪水。洪水冲垮了房屋、淹没农田、污染水源。霍乱在洪水后迅速蔓延。

北部地区的奥汉圭纳，一所卫生诊所被洪水切断补给。下雨的第一周，药物的供应断了。第二周，食物断了。第三周，什么都没有了。

在开阔的空地上，雨后形成水坑。蚊子在水中产卵——疟疾传播者在这些临时繁殖地里大量滋生。

纳米比亚的疟疾感染率，在短短三个月内翻了一番。

穆雄医生在温得和克看不到疟疾——温得和克海拔较高，疟疾病例比北部少得多。但他看到的是从北部乘大巴赶来的病人。他们的体温高达四十度，呕吐、颤抖，皮肤黄得像苦楝树皮。

“我们没有足够的青蒿素，”护士卡琳告诉他，“仓库里的存货只够两周。”

“两周后呢？”

卡琳没有回答。

在奥汉圭纳的临时诊所里，人们把尸体堆在门外的空地上。

不是因为没有棺材——棺材是可以砍树做的。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手去挖坑。

几个幸存者轮流用铁锹艰难地在硬地上挖坑。雨水淋湿了棺材，湿透了寿衣，冲走了他们最后的尊严。

里安古·马孔戈是当地的巫医，也是墓地看守人之一。

“过去的几个月，”他坐到一块石头上，肩上扛着铁锹，“我已经埋了三百多个人。”

三百多个人。这只是一个村子。

“有老人，有年轻人，有孩子。”他说，“有些人是疟疾，有些人是艾滋病，有些人是吸毒过量。还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只是……不再呼吸了。”

“他们只是不再呼吸了。”这句话，像一首挽歌。

玛丽亚不再进货了。

她的小卖部货架上空了一半，玻璃瓶蒙了一层灰。市政的水管维修了，三天没水，她的洗手池是发黄的泥浆。

坦杜维蜷缩在墙角，嘴唇干裂，布满创面的手掌里空空的。

他的眼睛已经出了严重问题。甲苯中毒导致视神经萎缩，光线像从薄纱中透过来，模糊、遥远、不真实。

“妈，”他眨着眼睛使劲聚焦，“外面有人吗？”

玛丽亚没回答。她在看着窗外——街上有一个瘫倒在地的人，衣服破得像渔网，双手抓着自己的脸。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那是登克——坦杜维以前的伙伴之一。他吸胶水已经四年了，比坦杜维多两年。他看起来像个五十岁的男人，肌肉萎缩，关节扭曲。

登克已经不省人事了。他倒在地上的垃圾堆里，像一个被丢弃的液体瓶。

玛丽亚没有去帮忙。

不是不想，是不能。她的腿肿了——肝功能正在衰退。她有一种感觉，自己的身体也在某处破损，像一艘船，船底有洞，水正慢慢地、无声地渗透进来。

坦杜维已经没动静了。

“坦杜维？”她叫了一声。

没有回答。

玛丽亚走到他身边，蹲下来，伸出手摸他的脸。

冰冷的。

坦杜维·卡桑达，在吸食工业胶水两年多后，于十五岁那年秋天死在了卡图图拉贫民窟小卖部的水泥地上。

他的手臂僵硬地伸着，手指还握着一个空的胶水瓶。

玛丽亚抱着儿子冰冷的身体，在漏雨的棚屋里坐了一整夜。

她不想哭，也没哭。因为她觉得，儿子的死不是昨天晚上的事——它发生得更早。也许在他第一次把鼻子塞进胶水瓶的那天，也许在他第一次因为戒断反应在街头浑身发抖的那天，也许在某一个她无能为力的普通日子，坦杜维就已经死了。

她只是没有去埋葬他。

天亮了。

雨停了。

玛丽亚站起来，用一块旧布裹住儿子的身体，扛在肩上，走进了卡图图拉泥泞的巷子。

“你要去哪儿？”隔壁的玛拉问她。

“带他回家。”玛丽亚说，头也没回。

但她没有家可以回——坦杜维的父亲失踪了，她的父母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她埋葬儿子的地方，将只是一片被雨季冲刷的沙地，没有墓碑，没有名字，没有任何标记能够宣告这里曾经有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在这个绝望的时代里，挣扎过、疼痛过、结束过。

博茨瓦纳的首都哈博罗内，一座新兴的非洲城市，曾经是非洲经济发展的奇迹。钻石出口带来的财富没有被少数精英瓜分——看病免费、上学免费、连农村家里的祖母都能领到养老金。

但现在不一样了。

钻石价格在国际市场暴跌——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经济衰退。需求减少，库存过剩，博茨瓦纳的国库收入缩水了百分之四十。

政府宣布财政紧缩措施。医疗预算削减百分之三十。教育预算削减百分之二十五。社会保障支出砍掉一半。

“我们只是暂时节流。”财政部长的电视讲话听起来挺有道理。

但“暂时”是什么意思呢？

在大多数博茨瓦纳茨瓦纳人的字典里，“暂时”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在乔贝地区，情况尤为严峻。毒品滥用和成瘾案件在乔贝地区激增，卫生管理部门发出警告，呼吁紧急干预。

疾控所的医护人员在处理普通流感时都要戴上两层口罩——不是怕流感，而是怕不知道的人的血。艾滋病感染率38.3%意味着每次打针、每次抽血、每次手术，都可能是接触阳性血液。哪怕一点微小的伤口，都可能带来感染风险。

护士马波的女同事怀孕八个月，仍在夜班值班。她给一个吸毒过量昏迷的病人抽血，针头扎偏了，戳到自己手指。

四个小时后，预防性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送达。

但她的丈夫不让她回家。

“你怎么知道那针头是干净的？”

“你肯定被感染了，你去你妈家住，别把病毒带给我和孩子。”

她蹲在医院走廊的角落，哭了整整四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