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博茨瓦纳人口约247万，但你能在街上走一整天，看到的活人不到这个数字的零头。

人们去哪儿了？

他们死在屋里了。

在博茨瓦纳弗朗西斯敦的第12消防站，消防员肯尼每天的任务之一是“破门收尸”。

指令从哪里来——邻居闻到了气味。

“上个星期我一共去了六次，”他对朋友说，“有三次是胶水中毒，两次是艾滋病，一次是疟疾。”

“有活着的吗？”

“没有。”

其中一间房子的门被强行打开时，屋里散发出的气味让三个人当场呕吐。尸体已经躺了两周，邻居们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报了警。

“我们进来的时候，地上到处都是胶水瓶。”肯尼说。“死者是一个大约二十岁的女人。她的嘴里塞着布——可能是怕自己在昏迷中咬断舌头。她的嘴唇上全是血渍，手指甲里全是抓挠墙壁的痕迹，死前应该挣扎了很久。”

她的床头柜上也有一张照片——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大概十几岁，笑得阳光灿烂。

肯尼把照片递给同事。

“这是一个人的过去。”他说。

“她现在去哪儿了？”

肯尼不说话了。

哈博罗内东部一间荒废的中学教室里，阳光通过破碎的玻璃窗照进来，照在涂鸦密布的黑板上。

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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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不是答案。

但生活没有出卷人。

下面是更潦草更小的一行：

再见世界。

我是铂。

某年某月某日。

铂。

Bots的普拉，是班图语中的“雨”。铂，意味着雨水，意味着希望。一个把自己取名为“雨”的孩子，在这块黑板上写下了告别词。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没有人告诉他，这样的告别不会被任何人收到。因为来看这间教室的人已经不多了。

今年只剩下几十人。

明年可能只剩下几个人。

再过几年，可能没有人了。

外面的阳光很好，风从窗户里吹进来，吹动黑板上一张写满名字的死难者名单。有些名字用笔划掉了——他们可能还活着，也可能已经移居国外，也可能只是不存在了。

这张名单很长，从教室的一头贴到另一头。

它还会更长。

博策·马普多牧师在博茨瓦纳安葬了三百多人。

“我也不想记，”他对来访的记者说，“但我记得脸。”

他从事殡葬业二十年，博茨瓦纳的每一条街巷他都走过。

但这两年，工作量陡增。他的殡仪馆棺材不够用了，开始用薄木板钉盒子。薄木板不够用了，开始用白色裹尸布直接下葬。

“死因？很多。胶水。航空燃油。艾滋病。疟疾。最近有个小孩喝止咳糖浆上瘾，一次喝了半瓶含可待因的止咳糖浆，第二天早上发现他时，人已经没气了。”

最让他难受的那次，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那个孩子吸了两年航空燃油。骨瘦如柴，皮包骨头，体重只有二十公斤。他被送到殡仪馆时，嘴巴闭不上，牙齿露在外面——牙龈已经发黑坏死。

马普多牧师整晚没有合眼。他坐在灵堂里，坐在那个孩子的棺材旁边。棺材只有一米长，用几条旧木板钉的，木材上还残留着原来的油漆，不知来自哪家工厂的包装箱。

“我坐了一整夜，”他说，“想不明白这个世界怎么了。”

他想了很久的“怎么了”。他想不通什么叫“怎么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吸航空燃油死了，这可能是“怎么了”——可能是贫穷，可能是无知，可能是没人管教，可能是父母也吸毒，可能是这个社会的每一根支柱都在腐蚀这个孩子的生命。

他想了很多可能的原因，但最后剩下的一个问题只是：这个世界应该让人活下去，但为什么它不？

六月。旱季。温得和克。

穆雄医生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摆着一本黄色账簿——纳马语的“疫历”，记录着今年以来的死亡病例。

“艾滋病死亡：四千七百二十三例。”

“疟疾死亡：一百七十一例。”

“霍乱死亡：二十九例。”

“肝炎死亡：十六例。”

“麻疹死亡：七例。”

“猴痘死亡：一例。”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死亡：一例。”

但这些只是数字。它们不会尖叫，不会求救，不会在临终前说“我想回家”。

办公室的座机响了。

卫生部的官员詹姆斯·姆温德瓦。

“穆雄医生，部长请你周末参加紧急会议。联合国和国际卫生组织的人会来。”

“什么议题？”

沉默。

“人口数据的事。”

詹姆斯似乎不太想多说，“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报告……他们不太接受之前的说法。”

穆雄当然记得“之前的说法”。那是三个月前的简报，标题是“纳米比亚人口数据解读——统计误差与调整”。

当时内审会议开了半天，最后办公室主任亲自改的措辞，用“统计口径差异”替换了“死亡大幅增加”。“增长放缓”替换了“人口下降”。“可能调整到了更准确的基线”替换了“近六十万人消失”。

办公室里有人在桌下跺脚，有人在旁边喝水，没有人看彼此的眼睛。

“好的，我会去的。”穆雄说。

他挂断电话，拿起桌上的笔记本，翻到第一页。

那是他在疫情开始前写过的一句话：

“医生的职责不仅是治病，而且是见证苦难，并保持沉默。”

但现在，他不想保持沉默了。

姆帕瓜小学的空置率又增加了。

不止空置——是“消失”，彻底的消失。

露西亚老师的班级从二十三人变成了十四人。

整整九个孩子走了。没有人知道自己将去看什么。家长们有的死于艾滋病，有的死于疟疾，有的死于吸毒过量，有的死于霍乱。孩子们失去监护人后无处可去，有的投靠远亲，有的流落街头，有的直接被社会福利部门带走——而社会福利部门已经彻底瘫痪。

露西亚站在讲台上，下面的孩子只有十四个了。

这些孩子的脸她认得——有的已经有发烧迹象，有的已经在咳嗽。她要努力地看清楚他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也会从她的教室里消失。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讲……讲梦想。”她说，“你们长大后想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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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

一个女孩举手：“老师，我妈妈说我活不到长大。”

教室里安静得可怕。

露西亚张了张嘴，想说“不，你会长大的”，但这话堵在喉咙里，吐不出来。

因为她知道那个女孩的母亲说的是事实。

在纳米比亚，在博茨瓦纳，在这个被毒品、艾滋病、疟疾和气候灾害撕裂的南部非洲，孩子们的未来不是一个可以谈论的话题。

他们活在当下——如果他们能活在当下的话。

“那么，”露西亚轻声说，“我们来讲一个关于明天的故事。”

“好不好？”

没有孩子回答。

教室里只有咳嗽声，轻轻地震动着挂在墙上那张掉了色的世界地图。

尾声

一年后。

纳米比亚，温得和克。卡图图拉贫民窟。

玛丽亚的小卖部已经关了。铁皮门用一条生锈的铁链拴着，门板上用粉笔写着“搬迁”。没有人知道她搬到了哪里，也没有人打听。

三个月前，她接二连三地失去了两个孩子。坦杜维死于胶水，一岁的小儿子莱拉死于疟疾。她的第三个孩子十二岁的肯尼被社会福利部门带走——不是因为她虐待孩子，而是因为她的艾滋病发作，孩子无人照顾。

玛丽亚最后在街头消失了。有人说她去了奥希科托的农村老家，有人说她去了沃尔维斯湾的渔村，也有人说她在温得和克某个角落的胶水瓶里找到了“红”。

没有人去找她。

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忙着活着，忙着死去，忙着用胶水瓶里的液体填满自己肺里最后一口气。

门板上粉笔褪了颜色，字迹模糊。

一年前有人在那里写着“胶水10元”，现在只能隐约看见模糊的笔迹。

风从沙漠吹来，把铁皮门吹得咣当作响。

夕阳西下，影子拉长。

又一个孩子在街角坐下，拧开一个散发着刺鼻气味的塑料瓶。

世界照常运转。

雨，终究没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