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要什么?”
“要鱼。要钱。要柴油。我们什么都没有。”
西蒙的独木舟在半夜被佩佩的手下烧了。他跳进湖里,游了将近六个小时才到曼戈切岸边。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只觉得湖水很冷,冷到骨髓里,但比上岸后看到的景象暖和——因为他看到他的村庄在燃烧。
自那以后,马拉维政府开始向曼戈切地区增派军队。马拉维军队规模不大,装备陈旧,且长期依赖外部援助进行装备维护。派往南部的部队只能携带仅够维持周数口粮和弹药。增援部队到达后,他们面临的局面比预想的更复杂:他们不知道该打谁——因为这些“匪徒”有时像正规军,有时像乌合之众;有时是本地人,有时又是外国人,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语言;有时在马拉维境内,有时又缩回莫桑比克一侧。你刚准备开火,他们就举着双手走过来说:“我们是难民。”你放下枪,他们掏出手榴弹。
在湖区的一个村庄,五名马拉维士兵被自称“寻求保护”的武装分子包围。他们缴了械,被迫坐在地上,看着匪徒们把村子里能搬走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搬到船上——铁皮屋顶的板材、自行车、甚至教堂的铜钟。
一个老年妇女冲上去,抓住匪徒手中的教堂钟,哭喊着:“这是我们的钟!我们用它来召唤人们祈祷!”
匪徒的头目走过来,一把推开老人,夺过钟,把它扔进了快艇的船舱。
老人摔倒在地上。
她的脸上全是皱纹和眼泪,像干裂的土地上浇了一点水,反而显得更干。
一个士兵站起来,试图阻止。
枪响了。
老人和士兵都倒下了。
村民和士兵们没有再动。
快艇的发动机轰鸣,消失在了湖面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白色尾迹,像一条即将愈合但不会痊愈的伤口。
到2025年底,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马拉维的三国交界地带——一个被称为“马尼卡-太特-曼戈切三角区”的地区——已经完全陷入了混沌。
这不是一场清晰的战争。不是政府军打叛军,不是叛军打土匪,不是土匪打平民。而是所有人都打所有人,同时所有人又都在和同一个人做交易:那个能提供弹药、燃料、药品的人。
政府军打叛军,因为叛军要推翻政府。叛军打政府军,因为政府军不给他们面包。土匪打所有人,因为土匪就是土匪——他们只认黄金,不认旗帜。
难民在中间像棋子一样被推来推去。今天这个村庄被政府军“解放”,明天又被叛军“收复”,后天土匪来洗劫一遍。没人知道明天谁会来,也没人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
从太特市逃出来的难民艾米莉亚·奎西带着她的四个孩子走了整整两周,才走到马拉维边境。出发时他们有十一个人——她和她的孩子、她的母亲、她丈夫的两个妹妹和她们的孩子。走散了一部分,分不清是在路上走散的,还是在炮火中走散的。
“我妈妈走不动了。”艾米莉亚坐在边境难民营的地上,手里抱着最小的孩子,一个大约两岁的男孩,脸上全是泥,“她的腿肿了。她让我先走,她说她会赶上来。”
“你等了多久?”
“我在一个加油站等了她一天。我丈夫——不是孩子的爸爸,是后来的——他回去找她。他们都没有回来。”
艾米莉亚的脸没有任何表情。不是因为不悲伤,而是因为悲伤太稠了,堵住了所有表情的出口。
在边境这边,马拉维政府试图搭起临时帐篷,提供基本的水和食物。但马拉维自己也在粮食危机中挣扎——玉米粉的价格比三个月前翻了一倍,本国民众已经走上街头抗议。再增加数万难民,马拉维实在撑不住。
在曼戈切附近的难民营,卫生条件迅速恶化。没有足够的厕所,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几周之内,痢疾开始在难民营蔓延。
一个名叫斯蒂芬·马塞科的志愿医生描述道:“有一个小女孩,大约五岁,被母亲抱到我们简陋的诊室时,已经不省人事了。她的眼睛紧闭着,嘴唇干裂,皮肤失去弹性——严重脱水的典型症状。我们给她静脉输液,但她太虚弱了,血管几乎找不到。我的护士扎了三针才找到血管。我想,如果这第三针还不行,她可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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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活了下来。但难民营里每天都有活不下来的人——大多是老人和幼儿。死去的人被用白布包裹,埋在难民营外的一块空地上。没有墓碑,没有祷告,只有新翻的红土,像一片正在愈合的皮肤的伤口,因为总有新的尸体被埋进来。
如果说叛乱是突然爆发的火山,那么津巴布韦的经济危机就是持续燃烧的地下煤火——看不见火焰,但土地是烫的,你走在上面,脚底在冒烟。
2025年的津巴布韦,通货膨胀虽然从高峰回落,但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仍然令人绝望。津巴布韦金(ZiG)在11月贬值超过43%,随后政府释放外汇并收紧流动性,勉强维持住了月度通胀率在0.4%的平均水平。但这些都是冷冰冰的数字,你无法用它们解释为什么一个鸡蛋昨天卖两万津元,今天卖三万。
在哈拉雷市中心的一家超市,收银台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不是因为有折扣,而是因为价格标签更新得太快了,以至于收银员不得不每半小时刷新一次电脑。队伍里的人都很平静,没有人插队,没有人催促。他们已经学会了等待。
格蕾丝·西萨瓦,那个我们在超市门口遇到过的家庭主妇,正推着购物车,车里放着两包玉米粉、一袋面粉、一小包食盐、一瓶食用油。
“今天花了多少钱?”我问。
她看了看收据,皱了皱眉头。
“三十八万。”
“比起上周呢?”
“上周这些东西大概二十五万。三十八万是……差多少?”她心算了一下,“五十?”
不,不是五十。是十三万。也许她心里想的不是货币的绝对价格,而是这十三万差额在普通家庭预算里占据的重量。
她的丈夫在上个月被解雇了,从那家加工厂。他们告诉他:“等经济好转再回来。”但这个“等”字,在津巴布韦的语境里,是一把没有刀刃的刀——它不会刺伤你,但它会慢慢磨掉你所有的耐心和希望。
“格蕾丝,你担心吗?”
她看着我,眼睛里是一种饱经风雨的平静。
“担心什么?”
“担心……一切?战争?抢劫?物价?”
她轻轻笑了一下。
“我的孩子们还没死。这是我现在唯一担心的事。”
我的问题留在空气中,像一个没有答案的问号。
非洲联盟(非盟)紧急大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
大厅里,各成员国代表坐在按照国名字母顺序排列的席位上,纳米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一个个国家的牌子竖在桌上,像一座沉默的森林。
津巴布韦、莫桑比克、马拉维三国的代表坐在一起,神情疲惫而焦急。
津巴布韦代表是外交部长弗雷德里克·沙瓦,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老外交官。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五年,见过各种危机,但从未见过像现在这样的——三个国家同时陷入内乱,局势糜烂到无法收拾。
沙瓦走上讲台,翻开稿子,但没有看。
“主席先生,各位同仁,”他开口,声音沙哑,“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马拉维三国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安全危机。武装叛乱团伙在莫桑比克太特省北部建立了据点,并向津巴布韦东部和马拉维南部蔓延。他们利用当地民众对经济困境的不满,煽动暴力。”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
“仅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津巴布韦就有超过两百名平民在边境冲突中丧生,另有近三万人流离失所。马拉维南部地区报告了超过五十起武装袭击事件。莫桑比克政府军控制区内的粮食供应链已被切断,太特省内多个城镇面临饥荒风险。”
“我们请求非盟启动‘非洲待命部队’机制,向三国交界地区派遣维和部队,协助稳定局势。同时,我们呼吁各成员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粮食、药品、帐篷,以及用于运输救援物资的燃料。”
台下响起稀疏的掌声。不是因为不同意,而是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非盟的“非洲待命部队”是一个写在纸上的构想,从未真正部署过。
莫桑比克和马拉维的代表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他们请求邻国开放边境接收难民——这对马拉维来说格外讽刺,因为它自己也在产生难民;请求提供军事装备和情报支持;请求援助粮食和燃油。
然后代表们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掌握着资源的国家:南非、尼日利亚、安哥拉,以及近年来在非洲大陆上迅速扩张影响力的“卡桑加势力”十四国联盟。
南非代表表示,“将研究派遣技术评估团队的可能性”,这是一句外交黑话,意思是“我们很关心,但我们暂时帮不上忙”。尼日利亚代表表达了“最深切的关切”,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重启政治对话”——另一句外交黑话,意思是“你们自己处理”。
然后所有人的目光投向了那个巨大的、空着的席位——卡桑加势力十四国联盟的席位。牌子在那里摆着,座位上空着。不是迟到了——是不来了。
小主,
十四国联盟,这个在过去十年里从刚果金东部崛起、逐渐控制十三个邻国的庞大势力,在面对南部非洲危机时,选择了沉默。
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干预。他们有能力——他们有训练有素的军队,有资金储备,有卡桑加家族在那个地区经营多年积累的情报网络。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在几天内向马尼卡-太特-曼戈切三角区投送数千名士兵。
但他们选择了沉默。
外交场上开始窃窃私语。
“他们不是一向支持他国的军队行动吗?”
“他们只支持那些对维护他们利益的国家的行动。”
“利益?那里有什么利益?”
“那里没有他们的钻石矿,没有他们的石油管道,没有他们与东大、西大合作的项目。”
“那就让他们自生自灭?”
沉默。
会议室里,有人叹气,有人摇头,有人低头看着自己面前的文件,假装在阅读。
津巴布韦代表沙瓦回到座位上,脸上的表情复杂得像一团打结的绳子。他知道卡桑加势力不来的原因——不是因为山高水远,不是因为忙不过来,而是因为来这里没有任何好处。帮助别人,是要成本的。而在这个时代,没有哪个大国愿意为一个没有资源的角落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万里之外的金都,气氛完全不同。
金都是“卡桑加势力”十四国联盟的政治中心,一座建在刚果河畔的新兴城市。宽阔的林荫大道,高耸的玻璃幕墙建筑,还有一座模仿华盛顿国会山但更加雄伟的新国会大厦——这些都是近年来外国投资涌入的成果。
国会大厦顶层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露台,三百六十度俯瞰金都全景。刚果河在夕阳下变成了流动的黄金,河面上偶尔有驳船缓缓驶过,拖着长长的尾迹。
露台上,一个烧烤架正冒着青烟。炭火是上好的荔枝木炭,没有烟熏味,只有淡淡的果木香。铁架子上摆着大块的和牛肉串、腌制过的鸡翅、整条的鲈鱼,还有几根玉米——不是本地产的,是从南非空运过来的甜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