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撒哈拉，世界上最不像国家的地方。

从天空俯瞰，这片土地绵延二十七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却只有二十六万人口。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在撒哈拉沙漠的腹地，你可以开车一整天，看不到一栋房子、一棵树、一滴水，只有沙——无尽的、金色的、沉默的沙。

沙丘像海浪一样起伏，风是雕刻家，把沙丘的棱角磨圆，又把圆的地方削尖。白天的气温可以飙升到五十度，夜晚骤降到个位数。在这里生存，需要对抗的不是敌人，而是大地本身。

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叫萨拉威人。他们的皮肤是棕褐色的——不是黑人的黑，也不是白人的白，而是撒哈拉特有的颜色，像被太阳反复烘烤后的陶土。他们讲哈桑尼亚阿拉伯语，也讲西班牙语——因为西班牙曾经殖民这里几十年。他们的骆驼比人多，帐篷比房子多，传统比法律多。

西撒哈拉刚刚“独立”——这个独立的真正性质很模糊。不是所有国家都承认它，它的边界尚未完全划定，它的大部分领土仍在他国实际控制之下。但它的确拥有一个自称的政府，一面旗帜，一支弱小到几乎不存在的军队，以及一个在海边小镇阿尤恩设立的临时首都。

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的未来在哪里。但此刻，它存在。

阿尤恩以南约八十公里，大西洋的海岸线在这里画出一道平缓的弧线。沙滩是灰白色的，很宽，很平，退潮时留下一片湿漉漉的沙地，反射着天空的颜色。

这里的海水很冷——不是热带的海，而是寒流从北方带来的冷水。雾气经常从海面上涌来，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灰布，把天地缝在一起。

连续七天，在晨雾中，有船靠岸。

不是一艘船，是几十艘。

不是同一批人，是很多批次。

第一批在黎明前到达。三艘破旧的渔船，发动机突突地响着，像老人的咳嗽声。船上的人没有打灯，没有喊叫，只是在离岸几百米的地方熄了引擎，用桨划到浅水区，然后涉水上岸。

男人、女人、孩子。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抱着婴儿，有的扶着老人。他们浑身湿透，在冷风中瑟瑟发抖，但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

一个大约二十岁的男人是这群人的领头。他的脸被海风吹得粗糙，额头上有两道深深的抬头纹，像是常年盯着远方留下的印记。他穿着一件褪色的军绿色夹克，腰间别着一个对讲机——虽然这里没有信号。

他回头看了看身后的队伍，然后望向远方的地平线。雾很大，看不清海面，但他知道还有更多船在后面。

第二批在中午到达。船的规模更大——有一艘甚至能从船体上看到“M/V”字样，像是一艘小型货轮被临时改装成了运人船。船上的空间拥挤得无法想象，人贴着人，货物堆在人上面。下船时，一个年轻女人晕倒在沙滩上，几个男人把她抬到干燥的地方。

第三批在傍晚抵达时，沙滩上已经聚集了将近一万人。

他们开始生火取暖。不是一般的篝火，而是用随身带来的干柴和破布点燃的小堆火，像散落在沙滩上的星星。

如果有人从空中俯瞰——如果卫星恰好在这个时刻掠过——会看到一幅令人屏息的景象：大西洋东岸，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滩上，突然间布满了人和火，像一块被风吹散的焦土，又像一片从海里爬上岸的黑色海洋。

他们说着中非各地的土语。林加拉语、斯瓦希里语、奇卢巴语……这些语言在西撒哈拉从未有人使用过。他们皮肤的颜色比本地人更深——几乎是墨黑——与撒哈拉的棕褐色截然不同。

这是老鼠的生产建设兵团。

也是老鼠的第二站。

似乎是从刚果东部丛林里走出来的那种人——个子不高，精瘦，脸上永远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像是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

在卡桑加势力的权力圈里，老鼠是最沉默寡言的一个。季博达开会时，他总是坐在角落，很少发言。但当季博达问他“这件事你办得怎么样了”，他会简短地汇报几句，绝不多说一个字。

但沉默不等于迟钝。老鼠能记住每一个细节——哪个村庄的酋长和哪个部落有仇，哪个矿场的产量被瞒报了百分之几，哪个边境哨卡的士兵每周几去镇上找女人。他的脑子里装着整个中非的情报地图。

派他去西撒哈拉，是季博达的决定。

“那地方没用，”狂龙在高层会议上说，“没有矿，没有森林，没有水，只有沙子。”

“所以更需要的也是有准备的人和敢在那里扎根的人。”季博达说，“而且那地方有一个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优势——没人注意它。二十六万人口，大半在争议领土上。我们放几万人过去，根本不会被发现。”

“几万人？”丧彪皱了皱眉。

“先期五万。包括生产建设兵团的骨干和他们的家属。以后可能更多。”季博达看了一眼老鼠，“这件事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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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点了点头。

他没有问“为什么是西撒哈拉”，没有问“去了之后做什么”，没有问“补给从哪里来”。他接受了命令，然后花了两个月时间准备：选择人员，采购物资，联系运输，规划航线，研究西撒哈拉的地形、气候和人文情况。

他研究了西撒哈拉的潮汐表、洋流图、雾季规律、风向变化。他计算了从中非到西撒哈拉的海上距离，找了几条不太容易被沿海国家注意到的航线，绕开了各国海军的巡逻海域。他准备了可以维持三个月的生活物资——不是最好的，而是最实用的：压缩饼干、桶装水、药品、毛毯、铁皮和工具。

物资和轻武器分开运输。武器藏在他们随身物品的夹层里，经过多个中转站，分批次运到西撒哈拉海岸的预定登陆点。老鼠相信，如果在西撒哈拉需要动用那些武器，情况就已经危险到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他就是带着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套计划，穿过了非洲西海岸的数千里海路，来到了西撒哈拉的沙滩上。

第六天，最后一批船只靠岸。至此，沙滩上聚集了超过五万人。

五万——西撒哈拉原有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这个数字在这片荒芜的海岸上显得既庞大又微不足道。庞大，因为五万人挤在一起，一眼望不到头；微不足道，因为五万人被撒哈拉沙漠包围，像一小撮芝麻撒在餐桌上，餐桌上还有一头大象。

老人和孩子是最脆弱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登陆后的第二天夜里停止了呼吸。他的家人用白布裹住他，在沙滩上挖了一个浅坑，把他埋了。没有棺材，没有祈祷，只有几块石头压在白布上，防止风把布吹走。

第三天，又死了一个，这次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老鼠站在沙滩上，看着那些用石头压着的坟墓，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不能再这样了。”他对身旁的副官说，“我们要尽快建住所。”

副官是老鼠从第四集团军带过来的老部下，真名没人记住，所有人都叫他“蚂蚁”——因为他擅长挖地道，擅长在任何地方找到可以藏身之处。

蚂蚁点了点头。

“那边，”蚂蚁指向内陆方向，“大约三公里，有一片高地。我看过了，沙地下面有一些硬层，可能是古代的海床。如果能在那里挖地基——”

“没有时间挖地基。”老鼠打断他，“我们的工具不够，燃料不够，人也累了。用最简单的方法。”

“什么方法？”

“麻袋和沙子。”

登陆后的第六天，一群东大人来了。

他们不是军人，也不是外交官，而是一群穿着卡其色工作服、戴着草帽、皮肤被晒得黝黑的人。领头的一个人自称“老王”，中等身材，微胖，圆脸，眯眯眼，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他的江南口音，英语结结巴巴，但说起阿拉伯语来却溜得很——在西撒哈拉，阿拉伯语是通用语言之一。

“你们就是老鼠先生的人？”老王用阿拉伯语问。

老鼠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他警惕地打量着这群东大人——他们有十几个人，没有带武器，只有几辆破旧的皮卡车，拉满了工具和材料。

“谁介绍你们来的？”老鼠问。

“金都那边，”老王说，“刚东桥梁公司安排我们来的。”

老鼠的表情松了一点，但还是没有完全放松。刚东桥梁这是季博达的产业他知道。但西撒哈拉距离金都太远了，这里的情况瞬息万变，他不确定来人是否真的了解这里有多困难。

“你们来做什么？”老鼠问。

老王笑了，露出一口不整齐但健康的牙齿。

“教你们怎么在沙漠里活下去。”

老王在东大援外工程队干了二十多年，去过非洲十几个国家，建过医院、学校、水井、太阳能电站。但他最擅长的，是在极端环境下用最简单的材料建造可居住的房屋。

“在西撒哈拉，你不能用砖。”老王蹲在沙地上，用手指画了一个草图，“砖需要烧制，烧制需要燃料，燃料你带了多少？不够。一窑砖要烧几天？你们等不起。所以我们要用这里的土、这里的沙，加上一些你们从外面带来的材料。”

他拿起一个空的麻袋——就是装面粉和水泥的那种粗麻袋，结实，透气，在非洲各地随处可见。

“把沙子装进麻袋，压实，封口。然后把袋子堆叠起来，像这样——”他双手比划着，“一层一层地往上堆。每两层之间，拉一些铁丝或者绳子，把它们绑紧。墙就起来了。”

几个兵团的年轻男人蹲在旁边看，眼睛里闪着好奇的光。在刚果，他们住木板房和泥砖房；在西撒哈拉，那些都不管用了。

“墙砌好了，屋顶用什么？”蚂蚁问。

老王指着身后的皮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