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广告在毛里求斯社会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狂龙是“新殖民主义者”,用金钱和谎言引诱毛里求斯人放弃自己的祖国。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抵制狂龙的行动,呼吁民众不要上当受骗。但狂龙不在乎骂声,他只在乎数字。广告刊登后的第一周,就有将近一千人在狂龙的招募点登记了搬迁意向。第二周,这个数字翻了一番。第三周,毛里求斯政府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狂龙的人口置换计划。但会议还没有结束,狂龙就已经通过他在内阁中的“朋友”知道了会议的每一个细节。那个“朋友”是一个负责旅游事务的副部长,狂龙用一个在坦桑尼亚沿海的度假村的股份和每年五十万美元的“顾问费”换来了他的忠诚。副部长在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和狂龙先生对话,而不是对抗。他的计划为我们的民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是好事,不是坏事。”他的话影响了几个摇摆不定的议员,最终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
在狂龙的运作下,三个岛国的政府机构渐渐被渗透成了一个筛子。塞舌尔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是狂龙的人,他负责修改人口普查数据,把已经搬迁的人从统计表中删除,把新来的生产建设兵团成员及其家属加入统计表。科摩罗的移民局局长也是狂龙的人,他负责签发护照和签证,确保狂龙的人可以自由进出科摩罗,而反对狂龙的人则“因为技术原因”被拖延或拒绝。毛里求斯土地局的局长也是狂龙的人,他负责土地登记和转让,把那些不愿意出售土地的农民的承包地以“公共用途”的名义征用,然后以低廉的价格转让给狂龙的生产建设兵团。狂龙在每个岛国都养着一批律师、会计师和 lobbyist,他们披着合法的外衣,做着合法的勾当,把一场从任何角度看都是非法的殖民活动包装成了一个符合国际法和当地法律的“自愿人口迁移计划”。他们在合同里写满了小字体的条款,把黄金、钻石和土地的分配方式写得清清楚楚,把搬迁者的权利和义务写得模模糊糊。搬迁者们大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看不懂那些法律术语,也不在乎,他们只在乎黄金是不是真的、房子能不能住、孩子能不能上学。真的,能住,能上。那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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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已经搬迁到大陆的岛民,狂龙的做法更加高明。他每周都安排船只把他们送回原来的岛国“探亲”,船票免费,还每人发一些生活用品和小礼物,让他们带回去送给留在岛上的亲戚朋友。这些“探亲者”回到岛上后,自然就成了狂龙最好的宣传员。他们告诉亲戚朋友,大陆的生活有多好,房子有多大,土地有多肥,学校有多近,诊所有多方便。他们展示手机里的照片,有他们站在新房门口的照片,有他们在田里劳作的照片,有孩子们在学校操场上升旗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蓝天白云、绿树红瓦,看起来像旅游宣传片一样美。“你们还在这里等什么?”一个来自塞舌尔的探亲者在维多利亚的市场上对他的老邻居说,“我一开始也怕,怕被骗,怕被卖,怕去了回不来。但你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回来了,是因为我想回来。我也可以不回来,但我想看看你们。大陆那边的生活,比这里好一百倍。你也来吧,别犹豫了。”
就这样,威逼利诱的半地下活动在开展了半年后,逐步进入了三个岛国政府的视线。不是没有人发现,而是发现的人要么被收买了,要么被架空了,要么被吓哑了。塞舌尔的一个反对党议员在议会中质询政府,要求说明狂龙的生产建设兵团在岛上的活动是否合法。他的质询被执政党多数票否决了,因为执政党中的好几个议员都收了狂龙的钱。科摩罗的一个法官试图调查狂龙的土地收购案,他的助手在调查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份土地转让合同上的签名是伪造的。法官还没有来得及开庭,就被上级调到了另一个城市。他的继任者在三个月后宣布,土地收购案“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毛里求斯的《晨报》刊登了一篇长篇调查报道,标题是“狂龙:新殖民者还是救世主?”报道详细揭露了狂龙的人口置换计划的来龙去脉,引用了大量的内部文件和证人证言。但报道发表后的第二天,报社的总编辑就被董事会解雇了,因为董事会中有一位大股东是狂龙的生意伙伴。
到了第六个月末,三个岛国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被置换。在塞舌尔,这个比例更高,达到了百分之四十。新来的人穿着和本地人不一样的衣服,说着和本地人不一样的语言,吃着和本地人不一样的食物,但他们的人数在快速增长,已经无法被忽视了。塞舌尔的街道上出现了写着中文和斯瓦希里语的招牌,商店里卖起了刚果产的棕榈油和坦桑尼亚产的玉米粉,教堂里有人用林加拉语唱赞美诗。一些老塞舌尔人对此感到不安,他们在茶馆里低声议论,“这还是塞舌尔吗?还是我们的家吗?”但他们不敢大声说,因为说这些话的人有的已经被请去“喝茶”了,有的莫名其妙地丢了工作,有的发现自己家的水表和电表被调快了。而在塞舌尔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里,那些感到不安的人的名字旁边,被悄悄地标注了一个“可替换”的记号。
在剩余的人口中,有超过半数表示愿意到大陆去生活。这不是狂龙在吹牛,而是他在三个岛国做的民意调查的结果。调查是由当地的一家独立民调机构执行的,虽然这家机构的老板在调查开始前的一个月刚刚从狂龙那里收到了一笔“无息贷款”。调查显示,在塞舌尔,百分之五十四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考虑搬迁到非洲大陆”;在科摩罗,这个数字是百分之七十一;在毛里求斯,这个数字相对较低,但也有百分之四十一。主要原因不是狂龙的钱,而是三个岛国长期以来的发展困境——塞舌尔的就业机会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科摩罗的政治动荡不安,政变频发;毛里求斯的房价高得离谱,普通年轻人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狂龙的出现,给了这些人一个“出路”。至于这条出路通向哪里,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只知道,目前看来,这是一条比以前更好的路。
狂龙的铁腕作风在三岛高层中的影响更加直接。塞舌尔的总统在半年内换了两个——第一个因为“健康原因”辞职,去了南非开普敦的豪宅里疗养;第二个在上任后不久就遭遇了议会的“不信任案”,被迫提前举行大选。大选的结果没有悬念,狂龙支持的候选人以百分之七十八的得票率胜出。新总统在上任后的第一周就签署了总统令,授权狂龙的生产建设兵团在塞舌尔全境开展“经济合作项目”。科摩罗的总统更干脆,他直接在总统府里和狂龙签了一份“友好合作协议”,协议的内容包括科摩罗政府承认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双方建立外交关系、科摩罗将境内的两个岛屿租借给联合体作为军事基地使用,租期九十九年。作为回报,狂龙向科摩罗国库注入了五千万美元的资金,并承诺在科摩罗修建一条环岛公路和三个深水码头。毛里求斯的议会通过了一项“特别经济区法案”,把狂龙的生产建设兵团的驻扎区划定为特别经济区,区内实行独立的法律和税收制度,毛里求斯政府的权力仅限于名义上的主权。反对这项法案的议员在议会大厅里高喊“叛国”,但他们的声音被执政党议员的掌声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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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先后发起了公投,公投的议题是“是否同意加入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公投的过程和之前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的公投如出一辙——没有国际观察员,没有独立媒体,投票箱是木匠用边角料钉的简易木箱,选票是一张印着两个选项的纸。结果也没有任何悬念:塞舌尔百分之九十六点三的赞成票,科摩罗百分之九十八点一的赞成票,毛里求斯百分之九十三点七的赞成票。投票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没有人知道那百分之几的反对票是谁投的,也没有人关心。在公投结果公布的那天,三个岛国的每一个村镇都燃起了篝火,人们载歌载舞,庆祝“解放”。其中一些人是真心高兴,他们相信加入南部非洲独立联合体后生活会更好;另一些人是被迫高兴,因为不高兴的人已经不在岛上了;还有一些人只是随大流,看到别人在庆祝,也跟着庆祝,反正是免费的酒和肉,不喝白不喝,不吃白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