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队静静地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几笔。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他敲了敲桌子，会议室安静下来。

“大家的分析都有道理，但我们现在线索太少，不能轻易下结论。”林队总结道，“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尸体埋在这里，说明凶手对此地熟悉。他至少知道这里是荒地，短时间内不会有人动土。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查明死者身份。只有知道她是谁，才能找到她的社会关系，才能知道杀她的动机和凶手。”

他布置任务：全队分成四组，第一组以红菱铺镇为中心，辐射周边乡镇，重点排查1980至1981年间失踪的年轻女性，尤其是身高1米4到1米5左右的；第二组深入调查曾经住在老李家现住房里的人，从最早住户查起，弄清每一个住户的情况；第三组排查当地有前科的人员，特别是曾有暴力犯罪记录或行为不端的；第四组由林队亲自负责，梳理现有线索，协调各组工作。

“同志们，”林队站起身，目光扫过每一个人，“这案子过去四五年了，取证难，找人难。但我们穿着这身警服，就得对得起帽檐上的国徽，对得起老百姓的信任。死者含冤地下，我们要还她一个公道。大家辛苦，散会。”

侦查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八十年代的刑侦，没有电脑，没有数据库，全靠侦查员的两条腿、一张嘴、一个本子、一支笔。

小张那组跑得最勤。他们骑着自行车，顶着六月的日头，穿梭在红菱铺镇周边的村庄。每到一个村子，先找村干部，再访老人，问有没有年轻女性在八十年代初失踪。一个星期下来，笔记本记了大半本，有价值的线索却寥寥无几。

不过在张粮铺村，他们发现一条线索：村民王老歪的女儿精神不太正常，时好时坏，近两三年村里人没怎么见过她。年龄据说二十七八，身高也差不多。但进一步了解，有人说那女孩被送到沈阳市里精神病院治病去了，具体情况不明。

另一组由老侦查员带队，重点排查当地有前科的人员。在武阵营村，他们查到一个外号“李小麻子”的年轻人，二十五六岁，游手好闲，曾因调戏妇女被拘留过十五天。村民反映这人手黑，好打架，经常在附近几个村子闲逛，有时夜不归宿。还有个惯偷，但都是偷鸡摸狗的小事，不像敢杀人的主。

林队这边也有收获。他亲自找李支书和村里几位老人长谈，弄清了现在这房子几十年来的变迁。这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

最早住在这里的是童宗清一家，河北人，五六十年代搬来的。1978年，童宗清在城里找到工作，举家搬走了。童宗清有个女儿，据说后来死了，但村民说是得急性胃炎死的，有医院证明，也有坟墓，应该没问题。

童宗清搬走后，房子空了一段时间，后来住进一个叫郭殿军的人。这人三十来岁，无固定职业，社会关系复杂，家里常来些不三不四的男女，喝酒打牌，吵吵嚷嚷。郭殿军后来因为参与团伙盗窃被判了刑，现在还在沈阳监狱服刑。

郭殿军被捕后，房子又搬进两户人家，分住南北屋。北屋住的是老两口，郭全英夫妇，本分庄稼人；南屋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叫李忠林，女的叫尹立昌。但两人年龄相差较大（李忠林四十多，尹立昌不到三十），感情不和，经常吵架，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郭全英老伴回忆，尹立昌离婚后还回来过一次，说是取东西，后来听说嫁给了辽阳一个姓张的裁缝。

林队把这些信息一一记在本子上，画了一张关系图。童宗清、郭殿军、李忠林和尹立昌……这几户人家，谁和死者有关联？谁是凶手？或者，凶手根本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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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线索，哪条有用？”汇报会上，小张挠着头，有些沮丧。一个星期的高强度工作，晒黑了一圈，却感觉像一拳打在棉花上。

“都查。”林队斩钉截铁，“办案就像筛沙子，一遍不行筛两遍，两遍不行筛三遍。看上去没用的信息，可能藏着关键线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每一条线索都查清楚，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侦查工作进入第二阶段：对现有线索进行逐一核实、排除。

第一站是童宗清。侦查员根据村民提供的模糊地址，在沈阳市铁西区一片老居民区找到了他。童宗清已经六十多岁，退休在家。听说警察来打听他女儿的事，老人有些激动。

“我闺女是病死的，急性胃炎，送去医院没抢救过来。”童宗清翻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珍藏着女儿的死亡证明、病历，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十八九岁，圆脸，笑容灿烂。“这是她十八岁照的……要是活着，今年该三十一了。”

侦查员又去了童宗清女儿埋葬的公墓，看到了墓碑，碑文清晰，死亡日期是1979年。时间对不上，死因明确，童宗清的嫌疑被排除。

第二站是沈阳监狱。郭殿军因盗窃罪被判七年，已经在监狱服刑三年。在审讯室里，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面色苍白，眼神躲闪。听说警察来问红菱铺老房子的事，他紧张地搓着手。

“我、我住那儿的时候……是结交过一些朋友。”郭殿军吞吞吐吐，“有男有女，都是社会上认识的。有个女的是我远房表妹，从河北老家来找工作，在我那住过一阵……但她早回河北了，真的！”

侦查员按他提供的地址和姓名，发函到河北当地公安局协查。几天后回函证实，确有其人，一直在老家生活，从未失踪。郭殿军的嫌疑也被排除。

第三站是王老歪的女儿。侦查员跑到沈阳市精神病院，在厚厚的住院记录中翻找。找到了——王老歪的女儿1982年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期间病情反复，但一直在医院治疗，从未离开。医院提供了详细的病历和探视记录。这条线索也断了。

一条条线索被查清、排除。侦查员们的心情从最初的亢奋渐渐变得沉重。每天早出晚归，自行车胎磨薄了，鞋底磨破了，笔记本写满了一本又一本，可案件的突破口在哪里？

只剩下李忠林和尹立昌这条线了。

林队决定亲自调查尹立昌的下落。这个离婚后又回来取东西的女人，失踪时间与死者死亡时间接近，年龄、身高也吻合，是目前最有价值的线索。

他带着侦查员小刘和大张，先找到村里一位李老太太。李老太太的女儿过去和尹立昌年纪相仿，两人常在一起做针线活、唠家常。

“尹立昌啊……”李老太太坐在炕沿上，眯着眼回忆，手里纳着鞋底，“那闺女模样挺周正，就是命不好。嫁了个大她十几岁的，过不到一块去。81年夏天离的婚，我记得可清楚了，那天特别热。”

“后来呢？”

“离了婚，她就搬走了。隔了一个来月吧，天还没凉快，她又回来过一趟。”老太太停下针线，“路过我家门口，还进来喝了口水。我看她穿戴得挺光鲜，不像离婚时那样灰头土脸的。”

林队精神一振：“她当时说什么了？”

“说她又嫁人了，嫁到辽阳吴家沟，男人是个裁缝，对她挺好。”老太太想了想，补充道，“她穿一条蓝漆卡裤子，一双黄皮鞋，半高跟的。手上戴着金镯子和手表——我们这儿叫‘金溜子’。她说回来取放在李忠林那的旧衣服，还要迁户口。”

“她那天住哪了？”

“我闺女还想留她住我家呢，她说不用，取了东西就走，赶晚上的火车回辽阳。”老太太忽然皱眉，手里的针线活停了下来，“不过说来也怪……第二天我没见她从门口过。我们村去火车站就这一条大路，她要是走了，我坐在门口纳鞋底，该看见啊。可我愣是没见着。”

林队心里咯噔一下。他不动声色地问：“大娘，您记准了？会不会是您一时没注意？”

“不能。”老太太摇头，“那天我在门口坐了大半晌，就为了赶那双鞋底。要是大活人走过去，我还能看不见？”

从李老太太家出来，林队立刻布置：小刘和大张去调查村子通往火车站的其他小路，问问沿线住户有没有见过尹立昌。

晚上，两人回来了，带回的消息让林队心头更沉：村子另外两条通往外界的路都是田间小道，绕远不说，那个季节玉米高粱长得一人多高，一个女人单独走那种路不安全，可能性不大。而且沿线几户人家都说，那段时间没见有陌生女人经过。

尹立昌进了村，没人见她出去。

林队派侦查员小刘和大张立即赶往辽阳吴家沟。那时候交通不便，两人先坐火车到辽阳，再转长途汽车，颠簸了大半天才到吴家沟。

村子不大，打听姓张的裁缝很容易。在村东头一间临街的铺面里，他们找到了张生显。这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瘦高个，戴着副黑框眼镜，正踩着老式缝纫机做衣服。铺子里挂满了做好的成衣，空气中飘着棉布和浆糊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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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沈阳来的警察打听尹立昌，张生显先是一愣，手里的活计停了下来。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时，眼圈已经红了。

“她……她跑了。”张生显声音发颤，带着浓重的辽阳口音，“不跟我过了。”

小刘温和地问：“张师傅，别着急，慢慢说。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

“我们81年夏天结的婚，经人介绍的。”张生显抹了抹眼睛，“她比我小几岁，模样挺好，也勤快，会做饭，能持家。刚结婚那阵，我觉得日子有奔头。”

他走到柜子前，打开抽屉，翻出一张黑白结婚照。照片上的尹立昌穿着崭新的确良衬衫，梳着两条麻花辫，笑容羞涩。张生显站在她身边，挺直腰板，一脸幸福。

“结婚一个多月，她说要回沈阳红菱铺迁户口、取放在前夫那的旧东西。”张生显的声音越来越低，“我两个妹妹送她去的车站，她还给妹妹买了头绳和糖块……哪知道，一去就没回来。”

“你没去找？”

“找了啊！”张生显激动起来，声音提高，“我等了半个月，没信儿，坐不住了，就去红菱铺找。到了那儿，老乡说她早不住那了，房子换了人住。我又找到她娘家，正赶上她爹因为倒卖粮票被判了两年，家里没人。我上哪找去？”

“她走时穿什么衣服？戴什么东西？”

“蓝漆卡裤子，黄皮鞋，半高跟的。结婚时我给她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一个金镯子，她都戴着。”张生显突然抓住小刘的胳膊，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同志，你们是不是有她的消息？她人在哪？我不怪她，只要她回来，好好过日子就行……”

看着这个老实巴交、真情流露的男人，小刘和大张心里都不是滋味。他们又走访了左邻右舍，大家都说尹立昌自那回走后，再没回来。张生显等了一年多，渐渐死心，再没娶亲，一个人守着裁缝铺过日子。

尹立昌失踪的时间、衣着，与李老太太的描述完全吻合。而她失踪的地点，正是红菱铺。这个女人，像一滴水蒸发在阳光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辽阳回来后，侦查重点自然转向了尹立昌的前夫——李忠林。

小刘和大张来到李忠林现在住的四方台村。这是个比红菱铺更偏远的小村庄，土路坑洼，房屋低矮。巧的是，两人刚进村口，就碰见一个男人低头匆匆往外走。

这人四十多岁，矮胖身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短褂，黑色裤子，脚上一双解放鞋。他走得很快，几乎是小跑，不时回头张望，神情慌张。

小刘眼尖，一把拉住大张，两人闪身躲进路边的玉米地。玉米已经长得一人多高，密不透风，正好藏身。

“就是他，李忠林。”小刘压低声音，“农忙时候，他不在田里干活，慌慌张张往哪去？”

“我跟着他。”大张说，“你一个人进村，找村干部和邻居打听情况。小心点，别打草惊蛇。”

两人分头行动。大张悄悄尾随李忠林，发现他出了村子后，沿着乡间土路往红菱铺方向去了，走得急，不时擦汗，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小刘这边，找到四方台村的村长。村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听说是市公安局来调查的，很配合。

“李忠林啊……”村长抽着旱烟，沉吟道，“这些天不对劲，跟丢了魂似的。也不下地干活，也不跟人说话，老是一个人闷在屋里。三天两头的往外村跑，也不知道干啥去。我问他，他就支支吾吾，说走亲戚。”

“他在这有亲戚吗？”

“没听说。他是从红菱铺搬来的，在这儿就他一个人。”村长忽然想起什么，“对了，王二生跟他住一个院，可能知道得更清楚。”

小刘在田里找到了正在锄地的王二生。这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皮肤黝黑，手掌粗糙。小刘接过锄头，一边帮着他干活，一边闲聊。

“李忠林啊……”王二生看看四周，压低声音，“前些天，我们不少人在村头大槐树底下乘凉唠嗑。不知谁说起，红菱铺挖出死人骨头了，公安局都来了。李忠林当时也在，他那脸呐，‘唰啦’一下子就白了，跟纸似的。大伙唠得热闹，他一言不发，蹲在墙角抽烟，一根接一根。”

小刘问：“他平时也这样？”

“平时不！”王二生摇头，“平时他虽然话不多，但也能聊几句。打那天以后，他就变了个人，整天心神不定的，坐也坐不稳，站也站不直。大前天吧，他一大早就出去了，天擦黑才回来，说是上红菱铺了。今儿个一早又走了，我估计又去了。”

“他去红菱铺干什么？”

“谁知道呢。不过……”王二生犹豫了一下，“我猜他是去打听消息了。红菱铺挖出骨头的事，传到我们这，大伙都当稀奇事说，只有他听了跟见了鬼似的。”

小刘接着问：“他家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比如女人的衣物、首饰？”

王二生想了想：“他日子过得不像样，屋里就一铺炕，一床破被，一个破箱子，还有一把杀猪刀——他以前干过杀猪的营生。没见有女人用的东西。他离婚这么多年，按理说前妻的东西该处理了，可他那个破箱子从不让人看，锁得严严实实，钥匙整天挂在裤腰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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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刘心里一动，请王二生帮忙，找机会看看箱子里有什么。几天后，王二生无奈地告诉小刘：“不行啊同志，他警惕性太高了。我说我家孩子学校要演戏，想借件破衣裳当道具，他死活不借，还盯着我看，好像怀疑我了。现在他整天待在屋里，我在家时他寸步不离，我根本没机会。”

大张那边跟踪李忠林到了红菱铺，发现他并没去亲戚朋友家，而是在老余家和老孟家附近转悠，鬼鬼祟祟的，有时趴在墙头往里看，有时在巷口徘徊，像在观察什么。

案情分析会上，气氛凝重。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

“死者就是尹立昌。”林队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这个名字，“1981年夏天，她回红菱铺取东西，失踪。死亡时间吻合，年龄、身高吻合，衣着特征吻合。她进了村，没人见她出去。而她最后出现的地方，正是前夫李忠林家。”

“凶手就是李忠林。”小张接着说，“他有作案条件：单独在家，熟悉环境。他有作案动机：两人离婚，可能有积怨；尹立昌穿戴值钱，可能见财起意。案发后他行为异常：听到挖出尸骨的消息惊慌失措，频繁返回红菱铺打探，对箱子里的东西严防死守。这一切都说明他心里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