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稿完成后，她们先请识字的病友、医院里清洁女工、以及一些开明的家属阅读，根据反馈反复修改，确保文化程度不高的女性也能大致明白。然后，陈婉如动用了一部分科室有限的盈余，联系了一家印刷所，自费印了第一批五百份简易的宣传折页。

纸上得来终觉浅。如何将这些承载着健康火种的纸页，送到最需要它的女性手中？如何在根深蒂固的“妇疾隐秘”观念壁垒上，打开一道裂缝？

陈婉如决定采取“由近及远，由易到难”的策略。首先，她们利用每一次接诊的机会，向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和家属耐心讲解“早诊早治”的重要性，并赠送一份指南，鼓励她们带给身边的女性亲友。“您好了，别忘了提醒您的姐妹、邻里，有不舒服别硬扛，可以来看看。”这句话成了“女科”每位成员的标配叮嘱。

其次，她们将目光投向了相对容易接触的有组织女性群体。陈婉如通过林怀仁副院长的引荐，拜访了上海几所新式女子中学的校长和学监。面对这些教育界人士，她不再仅仅是一个医生，更像一个倡导者。她带着赵氏病例的教训（隐去隐私），带着那份精心准备的指南，向校长们陈词：“校长先生，我们教育女子识字、明理，是为了让她们拥有更独立、更美好的人生。但若她们连自己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都懵然不知，或因羞耻而延误，那么我们所授的一切文化知识，可能都无法保护她们最基本的生命健康。健康，是一切之根本。”

她的真诚和专业打动了部分开明的教育者。一所女子中学同意她们利用一次课外活动时间，举办一场小型的“女性青春期卫生与疾病预防”讲座。首次面向数十名青春少女开讲，陈婉如和周小玉都略显紧张，但看到台下那些好奇、清澈、又略带羞涩的眼睛，她们知道，种子正在播撒。讲座后，许多女生悄悄留下来，问一些关于月经、发育的“小问题”，那种被信任的感觉，让她们感到所做的一切充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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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挑战在工厂女工群体。纱厂、烟厂、纺织厂聚集着成千上万来自农村、家境贫寒、劳动强度极大的年轻女工。她们的健康状况往往更差，就医意识更薄弱，是疾病高危人群，却也最难接触。陈婉如和露西设法联系上一个由教会背景慈善组织在闸北棚户区开办的“女工夜校”。夜校负责人是一位思想进步的中年修女，听了她们的来意后，虽有些顾虑，但最终还是同意她们在夜校下课后，进行一场自愿参加的“健康谈心会”。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在简陋的夜校教室里，昏暗的煤油灯下，挤着三四十个下工后满脸疲惫、手指粗糙的女工。她们起初沉默而戒备，对于“下身”、“看病”这些词极为敏感。陈婉如没有直接讲疾病，而是从她们常见的“腰酸背痛”、“白带多”、“月经不准”谈起，用最平实的语言解释这些可能的原因，强调这些不是“丑事”，而是身体发出的信号，需要关心。周小玉则演示了简单的穴位按摩缓解疲劳的方法。

慢慢地，女工们开始窃窃私语，有人小声提问：“医生，下面痒得厉害，是不是病？”“月事来了肚子疼得打滚，怎么办？”陈婉如一一耐心解答，并趁机分发指南，告诉她们哪些情况必须去看医生，并承诺“女科”会对贫困女工酌情减免部分费用。那一晚，她们带去的上百份指南被一抢而空。许多女工将那张薄薄的纸页仔细叠好，揣进怀里，仿佛揣着一份微弱的、关于自身命运的知情权与希望。

然而，陈婉如并不满足于零星的讲座和宣教。一个更大胆的念头在她心中酝酿——尝试进行小范围的、系统性的妇女病普查。她知道，这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对女性群体，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但预防医学的核心理念，就是主动发现无症状或症状轻微的潜在患者。赵氏的悲剧，若能在肿块初起、尚未溃烂出血时被发现，结局或将完全不同。

她将这个想法提出来时，连最支持她的周小玉都倒吸一口凉气：“普查？给没病的妇人做检查？这……她们会愿意吗？别人会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