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不能叫‘普查’，可以叫‘妇女健康关怀走访’或‘免费健康咨询日’。”陈婉如早已深思熟虑，“我们先不设定强制性检查项目，而是以提供免费健康咨询、简单体格检查（如测量血压、听心肺、腹部触诊）为主。在咨询和检查过程中，若发现可疑迹象，再建议进行进一步检查，如窥镜检查。关键是自愿、保密、尊重。”

她起草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书，再次找到林怀仁副院长。林老看着计划书中“将医疗阵地前移，变被动应诊为主动寻访”的语句，眼中精光闪动，良久，拍案道：“好！有魄力，有远见！此事虽难，却正该由你们来做。医院方面，我尽力支持。但务必注意方式方法，循序渐进，确保安全自愿，绝不可强求，以免引发不必要的风波。”

有了林老的首肯，陈婉如有了底气。她们选择了与“女科”已有初步信任基础的两个群体作为首次“健康关怀日”的试点：一是那所女子中学的高年级女生（需家长同意），二是那家女工夜校的部分自愿报名的女工。

活动安排在两个连续的周日。在女子中学借用的一间空闲教室里，她们拉起了布帘隔出私密检查空间。检查项目确实非常简单：询问月经史、生育史、自觉症状；测量身高体重血压；简单的腹部触诊（对于未婚女生极其谨慎，仅限脐周）；以及最重要的——健康咨询，解答她们关于生长发育、月经、卫生的各种困惑。

对于女工群体，则在夜校教室进行，项目类似，但更侧重常见劳损和妇科感染症状的筛查。陈婉如特别注重检查时的隐私保护和言语安抚，每一次触诊都事先说明目的，动作轻柔，随时询问感受。

首次尝试，规模虽小，却意义非凡。在中学组，她们发现了好几位月经严重失调、疑似贫血的女生，及时给予了指导和建议；在女工组，问题更为突出：超过三分之一的女工自诉有不同程度的白带异常、外阴瘙痒或腰腹坠痛，触诊也发现了几例需要进一步检查的盆腔压痛或可疑包块。一位二十出头、面色蜡黄的女工，在腹部触诊时被发现下腹有一个拳头大小、质地偏硬的包块，她本人竟浑然不觉，只说最近几个月“肚子好像胖了点，有时有点胀”。陈婉如的心猛地一沉，这似曾相识的征兆让她立刻警惕起来。她委婉而严肃地建议这位女工尽快到“女科”进行详细的窥镜检查，并承诺会为她争取费用减免。女工懵懂而感激地答应了。

这次小小的、探索性的“健康关怀日”，如同在厚重的冰层上凿开了第一个小孔。它不仅实实在在地早期发现了一些健康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传递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信号：女性的健康，可以而且应该被主动关怀、定期检视；看妇科，不是等病到熬不住了才去面对的“丑事”，而是关爱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正当行为。

“女科”的诊室里，开始出现一些拿着宣传指南找来的新面孔，她们有些是因为听了讲座，有些是接受了关怀日检查后被建议复诊，有些则是经同伴鼓励而来。她们的脸上，少了些旧日患者那种深重的羞耻与绝望，多了几分虽然忐忑却主动寻求解决的决心。

预防医学的萌芽，就这样在1920年代上海滩的一隅，在几个年轻女医者的执着推动下，于 skepticism 与陋习的夹缝中，悄然破土。它还很弱小，它的形式还很初级，它覆盖的范围还微不足道。但陈婉如知道，她们正在做一件超越时代局限的事。她们手中的银针和药方，在治疗现有的疾病；而她们正在推动的这场静默的变革，则在试图减少未来可能发生的、更多像赵氏那样的悲剧。

将医疗的阵地前移，从诊室走向学校、走向工厂、走向社区，从治疗已病到预防未病——这条路，她们刚刚迈出第一步，前方必然有更多风雨、不解甚至阻挠。但看着那些因为得到早期指导而避免延误病情的女性，陈婉如感到，赵氏妇人那双未能闭上的眼睛，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些许慰藉。而她们，也将继续在这条无人走过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