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移至老栓右侧小腿。定位，足三里，膝眼下三寸，胫骨外侧一横指。同样洁净利落的进针，更深，约两寸半。针入的瞬间，老栓的右脚趾明显地勾动了一下。

“右下肢屈肌反射。”麻醉师再次报告。

沈墨轩依旧沉稳。在足三里穴，他行捻转补法，指下追求一种饱满、温煦的“得气”感，意在通过足阳明胃经这个“多气多血”的经脉，为即将承受巨大创伤的身体，预先注入一股“扶正培元”之力，强壮脾胃气血，稳定中焦枢机。

两针既定，他略作停顿，似乎在感知两穴之间气机的呼应。然后，他再次清洁双手和银针，走向老栓左侧。

这一次，他先取左合谷（虎口处），进针半寸，得气后轻泻，以加强全身镇痛安神之效；再取左三阴交（内踝上三寸），进针一寸半，行补法，调和肝脾肾三阴，滋潜浮越之虚阳。

最后，他回到右侧，在老栓的阑尾穴（足三里下约两寸处的压痛敏感点）和太冲穴（足背第一二跖骨间凹陷）各下一针。前者泻法，意在针对性地清泻肠腑郁热瘀毒；后者平补平泻，疏解肝气郁结，缓解手术带来的“惊”与“恐”。

六枚银针，依次矗立在老栓的双侧前臂与小腿上。针尾极细，在无影灯的强光下几乎看不见，只有偶尔随着患者极其微弱的呼吸或沈墨轩调整时，才闪过一抹细微的银亮。它们静静地刺在那里，与周围庞大的手术台、复杂的监护仪、闪闪发光的西洋手术器械相比，显得如此纤细、朴素，甚至有些“不科学”的突兀。

然而，变化在悄然发生。

麻醉师紧盯着血压计的水银柱和听诊器里的心音，脸上的表情从专注逐渐变得有些诧异。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报告，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惊奇：“哈里斯医生，患者生命体征……有变化。心率从诱导后的一百二十五次，降至一百一十二次，趋于平稳。血压从90/58 mmHg，回升至94/62 mmHg。呼吸频率和深度……似乎也更平稳了一些。”

手术室里轻微的空气流动仿佛停滞了一瞬。几个护士交换了一下眼神。哈里斯的目光从患者腹部抬起，再次投向沈墨轩，这一次，停留的时间更长了些。他没有说话，只是对麻醉师微微颔首，表示听到了。

就在这时，一直站在器械台旁、沉默观察的安德森护士长，忽然用英语低声问了一句，语气直接，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一种带着优越感的质疑：“沈先生，这些细针，真的能代替或减少麻醉药吗？它们是怎么起作用的？靠心理暗示？”

她的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手术室里足够清晰。担任翻译的年轻助手顿时有些尴尬，不知该如何准确转达这种略带锋芒的疑问。

沈墨轩刚刚完成最后一针的调整，闻言，缓缓直起身。他脸上没有不悦，反而有一种终于等到此问的平静。他转向安德森护士长，目光坦然，用清晰而缓慢的汉语说道，助手稍作迟疑，还是尽可能忠实地翻译了过去：

“护士长阁下，此非完全替代麻醉之药，亦非虚妄之心理暗示。”

他顿了顿，似乎在寻找更贴切的西语词汇来解释那套深植于另一种文明的知识体系。“在我中华医道看来，人体非仅皮肉筋骨脏腑之堆叠，更有一整套‘气’与‘经络’系统运行其间，犹如大地之有江河湖海，天空之有风云流转。此‘气’，乃生命活动之能量与信息；此‘经络’，乃‘气’运行之通路。”

他指了指老栓臂上的内关穴：“譬如此穴，名‘内关’，属手厥阴心包经。心包者，护卫心脏之官衙；此穴，犹如官衙之重要门户。针刺于此，并施以特定手法，可以调节通往心脏区域之‘气’的流动，起到宁心安神、宽胸理气之效。患者虽昏迷，然其‘神’（近似于高级神经活动与稳态调节能力）受创扰，此针可助其安定。”

他又指向足三里：“此穴为‘足三里’，属足阳明胃经，乃全身强健要穴，犹如粮草补给之重要关隘。针刺于此，补益之法，可鼓舞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强健全身机能，提高耐受之力。贵方所谓‘血压回升、心率趋稳’，或可理解为，此针调动了患者自身部分代偿潜力，暂时稳固了其濒临崩溃之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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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镇痛，”他继续道，目光扫过合谷、太冲等穴，“疼痛，在我等看来，乃是‘不通则痛’，或‘气乱则痛’。热毒瘀结于肠腑（阑尾），气血壅塞不通，故剧痛。手术刀割开，是直接破除局部之‘壅塞’。而我在远处取穴针刺，是通过经络联系，调节相关脏腑与整体的‘气机’，使其趋于平和、畅通，从而减轻痛感之传导与感知，亦可缓解因剧痛恐惧所致之全身肌肉紧张与气血逆乱。”

他最后总结，声音沉稳而恳切：“故曰，此非完全麻醉，乃‘调气’。调其紊乱之气机，安其受扰之脏腑，减其难忍之痛楚，固其将竭之根本。是为手术之辅助，而非替代；是为顺应人体自身调节之潜力，而非强行压制。其效或微，然于此类正气已虚、不耐猛药之危殆患者，或可添一分稳定，增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