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高老师。”祁同伟心领神会，“我们一定把握好尺度，确保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刘秘书长笑了笑，插话道：“祁警官年轻，能力强，又有高老师这样的长辈提点，前途无量啊。现在像你这样既懂法律，又对经济问题有敏锐洞察力的年轻干部，可是不多见。”

这话带着明显的示好和拉拢意味。

祁同伟谦逊地回应：“秘书长过奖了，我还要多学习。只是觉得，作为执法者，不能只低头办案，也要抬头看路，了解经济社会发展的脉络，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

王主任难得地开口，声音低沉：“有这个觉悟很好。公安工作，说到底也是为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接下来的谈话，氛围轻松了许多。高育良偶尔会问祁同伟几句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看法，祁同伟的回答既不激进，也不保守，总能切中要害，引用的法律条文和政策依据恰到好处，显示出扎实的功底和超越年龄的成熟。

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审视的“年轻人”，而是逐渐融入了这场对话，成为一个可以被平等交流（至少表面如此）的对象。

沙龙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结束时，高育良亲自将祁同伟送到茶舍门口，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亲切：“同伟，好好干。有什么想法，或者遇到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

“谢谢高老师栽培！”祁同伟再次躬身，语气诚挚。

离开茶舍，坐进出租车，祁同伟脸上那恰到好处的谦逊和感激才慢慢褪去，恢复了一贯的冷峻。

这次沙龙，是一次标志性事件。他正式被高育良纳入核心圈子的外围，获得了与更高层次权力人物接触的通道。高育良最后的拍肩和叮嘱，是一种明确的认可和投资。

但他没有丝毫得意。他清楚地知道，高育良的“栽培”背后，是更深的利用和掌控。自己表现得越出色，在高育良棋盘上的分量就越重，但也意味着一旦失去价值，或被怀疑忠诚，抛弃起来也绝不会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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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借助这股力量向上爬，但绝不能完全依赖。他必须拥有自己的根基，自己的底牌。

回到宿舍，他立刻联系了王大路（依旧是通过公用电话）。地产项目进展顺利，资金源源不断。他指示王大路，下一步，利用与“京州城建”合作的机会，尝试接触和结交一些城建、规划系统内的中低层实权人物，建立属于“自己”的人脉网络，而不仅仅是依赖高育良那条线。

同时，他也开始不动声色地，在公安厅内部物色可用之人。不是那些背景深厚、眼高于顶的“精英”，而是一些有能力、有干劲，却或因性格或因背景而不得志的普通干警。他利用协助其他小组办案的机会，展现自己的能力，并适时地给予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或指点，润物细无声地积累着声望和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