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顶“教人做禽兽”的大帽子扣下来，蔡邕当场噎住，脸色涨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能说什么？否定丧服制度？那他这个礼学大家成什么了？

他只能把剩下的话硬生生咽回肚子里，憋得胸口发闷。

整个蔡府和学堂，彻底被刘芒带入了了一种极其压抑、繁琐、令人窒息的氛围。

刘芒就像一个活的、行走的“礼仪监察官”，用无数条看不见的“礼”的绳索，将每个人都捆绑得动弹不得。

仆役们做事提心吊胆，同窗们不敢大声说笑，连走路都要先想想合不合规矩。

蔡邕作为老师，被自己一生信奉和研究的“礼”完全绑架了！

他既要日夜不停地应对刘芒的学术“轰炸”，又要忍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礼仪“酷刑”。他正常的教学节奏、生活规律、甚至一点点私人的放松空间，都被严重干扰和剥夺。

他想发火，想怒吼，想对着刘芒咆哮：“够了！别再跟我提什么礼！什么仪！我去他妈的！”

他想把那些竹简全都扔进火盆，想把那套繁琐的礼仪踩在脚下！

可是，他不能。因为刘芒的每一个行为，都有坚实的经典依据；刘芒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近乎偏执的“至诚”和“好学”。

他作为老师，作为大儒，如果公然反对甚至斥责这种行为，那等于是在否定自己一生的信仰和学问根基！他会被天下人耻笑！

这种极度的压抑和矛盾，让蔡邕的精神状态濒临崩溃。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不断充气的气球，已经到了爆炸的边缘。他失眠，焦虑，食欲不振，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自己穷尽一生追求的“礼”和“学问”，难道就是为了制造出刘芒这样的“怪物”，来折磨自己的吗？

某个深夜，蔡邕独自坐在书斋里，看着跳跃的烛火，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刘芒那张“虔诚”而“专注”的脸。他猛地抱住头，发出一声压抑已久的、近乎野兽般的低吼：

“我该怎么办？！我快要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