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撑不住了，我请了一个要好的同事来陪我住。她叫小周，东北姑娘，个子不高，圆脸，一笑俩酒窝，胆子大得出了名。办公室里有人说她半夜敢一个人去太平间送文件，她听了只是笑笑，不承认也不否认。我想，有她陪着，总能好一些。

那天晚上我们吃完饭，聊了会儿天，九点多就各自洗洗躺下了。小周睡床，我打地铺。躺下之前，我跟她说：“我家这层楼晚上老有人吵架，你等会儿就能听见。”小周不信，说“哪有那么邪乎，你肯定是自己吓自己”。话音刚落，隔壁就吵起来了。先是男人的粗嗓门吼了几句，然后是女人的尖叫声，混着摔东西的动静，“啪嗒”一声，像把杯子砸在了墙上。小周皱了皱眉，没说话。过了几分钟，走廊那头也传来吵架声，比隔壁更凶，连孩子都在哭。小周的脸色变了，低声说：“你这楼怎么回事？家家户户都不安生？”我说我也不知道。

那天夜里，我们不到十二点就睡了。小周睡熟了，呼吸均匀。我躺在地铺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几道细细的裂缝，像干涸的河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迷糊了过去。

半夜里，我渴醒了。不是普通的渴，是那种嗓子眼里像堵了一团棉花的干渴。我摸黑起来，光着脚踩在地板上。地板冰凉，冷气从脚底板往小腿上蹿。我走到客厅，拿起茶几上的玻璃杯。客厅没开灯，窗帘没拉严实，外面的路灯光从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惨白的长条，像一把躺在那里的尺子。

我正要倒水，耳朵里又传来隔壁的动静——又是那种喘息声，又重又急，夹杂着床板的吱呀。我苦笑了一下，心想这俩人精力真是旺盛。

就在这时候，我的余光扫到了沙发。

沙发上坐着一个人。

一个女人。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睡衣，不是鲜红，是那种陈旧的、像干涸的血的颜色。头发披散着，垂到肩膀，发梢微微卷着，像是被什么东西压过。她的脸是青灰色的，不是苍白，是那种像放久了的水果上长出的霉斑一样的青灰色，从皮肤底下透出来，暗沉沉的，没有光泽。她的嘴唇是紫黑色的，微微张着，露出里面发暗的牙龈。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不看我，也不看任何具体的东西，就是直直地盯着虚空，瞳孔里没有光，像两口枯井。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被遗忘在沙发上很久很久了。

手里的玻璃杯“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水溅了一地，碎玻璃渣崩到我的脚背上，我连疼都没感觉到。我浑身上下的血一下子冻住了。我想跑，腿不听使唤。我想喊，嗓子像被人掐住了。我退了两步，然后猛地转身，连滚带爬地冲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门，后背死死抵着门板。

小周被吵醒了，揉着眼睛问：“怎么了？你干嘛？”我的嘴张着，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气声，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一脸。我哆嗦了半天，才挤出几个字：“客厅……客厅里有人……有鬼……”

小周的脸一下子白了。她没问第二遍，从床上跳下来，和我一起抵着门。她的手掌贴着我的手掌，掌心全是汗，分不清是谁的。我们俩缩在门后面，谁也不敢出去。台灯开着，橘黄的光只照亮了床头那一小块地方，房间的其他角落都陷在浓稠的黑暗里。门缝底下，那条窄窄的黑缝，安安静静的，什么也没有。可我知道，她还在外面。她就坐在我的沙发上，穿着那件暗红色的睡衣，青灰色的脸，在黑夜里一动不动。

那一夜，我们几乎没有合眼。我竖着耳朵听客厅的动静，可客厅里安安静静的，连冰箱的嗡嗡声都停了。那种安静不是正常的安静，像是什么东西把所有的声音都吃掉了，连空气都凝固了。

直到天亮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床尾那一片地毯上，把灰蓝色的绒毛照得亮晶晶的。我鼓了十几次勇气，才慢慢打开卧室的门。客厅里什么都没有。地板上还有昨晚洒的水，已经干了，留下一圈白色的水渍，碎玻璃渣散了一地，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沙发上空空的，连褶皱都没有。茶几上我的杯子倒了，滚到了地毯边。

可沙发正中间，有一个浅浅的凹痕。像有人刚站起来，还没走远。那个凹痕不深，可清清楚楚，在浅灰色的布艺沙发上，像一口浅浅的井。

小周跟在我身后，没说话。她走到沙发前，伸手摸了一下那个凹痕，手指在上面停了两秒，然后缩了回去。她的脸色铁青。她转过身，看着我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可我至今想起来后背还会发凉：“你家客厅，好冷。大夏天的，跟冰窖似的。”

那天我们请了假，用了一整天把东西搬到了小周那里。衣服、书、锅碗瓢盆，还有窗台上那几盆绿萝。搬家的时候，我最后一次进那间卧室，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落了一张没来得及扔的超市小票。我拿起小票，正要扔进垃圾袋，忽然停住了——小票的背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别住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