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就是最坏的结果了。

又过了四五天，课间操的时候，我正站在操场上。广播里放着第八套广播体操的音乐，同学们伸胳膊抬腿，我机械地跟着比划。校门口开进来一辆警车，没有拉警笛，静静地滑进来，停在我们班那一列旁边。下来两个警察，板着脸，直奔我们班主任。班主任朝我走过来，脸色很难看，嘴唇抿成一条线：“张浩，你出来一下。”

这次他们没有客气。一个警察直接攥住我的胳膊，手指像铁钳一样箍着我的上臂，把我带上了警车。车里还坐着一个人，穿着便衣，板着脸，不说话，眼睛一直看着窗外。我吓得连问都不敢问。警车开出了学校，我趴在车窗上往外看，梧桐树一棵一棵往后退，修车棚、公交站、那棵梧桐树——都是他曾经站过的地方。

车一路开到分局，我被带进一间审讯室。刺眼的白炽灯照着我的脸，墙皮有些剥落，角落里有一张铁椅子，铐子挂在扶手上。对面坐着两个年纪大的警察，表情严肃，眼睛像锥子一样盯着我。

“你已经十七岁了，根据法律，你要为自己的话负责。”一个老警察一拍桌子，“啪”的一声，那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炸开，震得我耳朵嗡嗡响。他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我胸口上，“你自己说，四月九号以后你到底见没见过那个独眼的人？”

我说我见过，书店见过，校门口见过。

“你确定你见到的是活人？”老警察盯着我的眼睛，目光像是要把我钉在椅子上。

我点头。手指在膝盖上抠，指甲掐进肉里，疼，但我不敢松。

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刮在地上，“吱——”的一声，尖锐刺耳。他把双手撑在桌上，身体前倾，脸凑近我，近得我能看见他鼻翼上的毛孔。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得像是怕被什么人听见：“我告诉你，那个人四月九号之前就已经死了。死了！你见到的是谁？你最好把实话全部交代出来！”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死了？他早就死了？那我看见的是谁？书店里隔着书架看我的，校门口靠着墙看我的，通缉令上那个——早就死了？可他的白眼睛明明还在，他那件脏兮兮的外套，他身上那股霉味，他说的那句“雨伞是我的”——都是真的，不可能是假的。可他们说，他已经死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不是委屈，是恐惧。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恐惧，冷得我浑身发抖。我捂着脸，哭着把所有的东西全说了。那个梦，他在梦里打我，他说伞是他的，他来找我，他跟着我，他站在梧桐树下面，站在修车棚旁边，站在公交站牌底下——他的白眼睛在黑夜里反光。我边哭边说，断断续续，像个疯子。眼泪顺着指缝往下淌，滴在桌子上，滴在那张写了字的笔录纸上，把墨洇开了一小片。

审讯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日光灯嗡嗡地响，墙上的老钟“滴答滴答”地走。老警察没有再拍桌子。他站直了身体，把双手从桌上收回去，看了旁边的同事一眼。那个同事微微摇了摇头。老警察叹了口气，从桌下拿了一个纸杯，倒了些水，推到我面前。

“慢慢说，从头再说一遍。”

我又说了一遍。然后是第三遍，第四遍。他们反反复复问，我反反复复答。每一次说到那个梦，我的声音就开始抖；每一次说到他在校门口看着我，我的手指就不自觉地攥紧。他们把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记了下来，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一直折腾到晚上十点多，他们才开车把我送回学校。下车的时候，那个老警察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大，可我的手还是缩了一下。他说：“别乱跑，以后还有事找你。”他的语气已经不凶了，可我听得出来，他们心里的疑惑没有解开。我知道，他们还是不信我。死去的人，怎么会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独眼男人。警察后来怎么破的案，我没打听，也不敢打听。我只知道他真的死了，死在四月九号之前。而我捡到那把伞，是四月九号的下午。通缉令上写着，他是畏罪自杀的。可他的尸体找到的时候，身边没有那把黑伞。

那把黑伞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我把它放回了原处，可它留下的东西，却一直跟着我。有时候是半夜，有时候是黄昏，有时候是我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会忽然觉得有人在看我。从背后，从侧面，从某个我看不见的角落里。那只白色的瞳孔，在黑暗中反着光。

直到现在，我偶尔还会做那个梦。梦里我还是十七岁，站在那间破旧的厂房前面，碎石子“咯吱咯吱”响，空气里有股铁锈味。那个独眼男人从传达室里走出来，一步一步朝我靠近，白色的眼珠子在灰蒙蒙的光里像一盏灭了的灯。他走到我面前，站住，开口说——

“雨伞是我的。你什么时候还给我？”

我张着嘴，发不出声音。他总是问同一句话。我永远回答不了。因为那把伞，我再也没有见过。可他似乎不知道。他还在找，在每一个下雨的夜里，在每一条潮湿的街道上，在每一个撑开黑色折叠伞的人身后。等着他们转过身来，对他说一句——

对不起，还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