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失衡加剧，资源分配矛盾激化；甚至，家庭结构、继承模式都会发生剧变。”

莫罗的声音逐渐加重：“在急于拥抱技术奇迹之前，我们必须追问：您，以及未来视界公司，是否已经准备了相应的、全面的伦理框架和社会适应路线图？“

”还是说，您只负责打开潘多拉魔盒，而将由此带来的一切混乱，留给各国政府和社会去艰难消化？”

这个问题，将焦点从实验室和病房，一下子拉到了广阔而复杂的社会政治舞台。

它没有质疑技术的真伪，却质疑了技术应用的后果，直指科技巨头常被诟病的“创新-甩锅”模式。

远介静静地听完，脸上没有任何不悦。相反，他嘴角慢慢勾起，露出了今天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带着明显讽刺意味的笑容。

那不是愤怒的讥笑，而是一种洞悉了某种荒诞逻辑后的、略带怜悯的嘲弄。

“莫罗先生，” 他开口，声音比之前更清晰，也冷了几分：“当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素时，有没有人质问过他：‘弗莱明博士，您的发明可能会让太多感染的人活下来，导致人口爆炸、粮食危机，您有没有准备好相应的伦理框架？’”

会场响起几声压低的轻笑，但更多人是错愕。

“当心脏搭桥手术和冠脉支架技术成熟，挽救无数心脏病患者生命时，有没有伦理委员会郑重提出：‘这会导致老年人数量激增，挤占年轻人的医疗资源和工作岗位，社会无法承受，请暂停这项技术？’”

他的反问一句比一句犀利，目光如炬，直视着莫罗，也仿佛穿透镜头，直视着所有持类似观点的人。

“医学的使命，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应该是，去维持某种静态的、想象中的‘社会平衡’！”

远介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医学的使命是解除病痛，是延长生命，是提高人类生存的质量和尊严！“

”这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本能，是文明最初的驱动力之一！”

他略微停顿，让每个字都重重落下：“至于社会如何适应更长寿、更健康的人口结构，养老金体系如何改革，就业市场如何调整，资源如何更公平地分配.......“

”——这些是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每一位公民需要共同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把社会进步的阵痛，归咎于医学试图拯救生命的努力，这是一种责任转嫁，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