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直视着脸色开始发白的莫罗，吐出了最后的判词：“一种懦弱。”

小主，

“难道因为担心养老金账户破产，我们就应该放弃研发抗癌药，让癌症患者等死？“

”难道因为忧虑未来就业竞争，我们就应该让儿童死于可预防的传染病？这不是伦理考量，莫罗先生，这是在生存权和发展权面前，为惰性和守旧披上伦理的外衣。”

“我们研发TSSR-1994，是为了给人类对抗衰老这一终极敌人提供一件武器。如何使用这件武器，如何构建一个能善用它的更好社会，那是全人类接下来共同的课题。而我们，”

远介的目光扫过全场，扫过那些神色各异的政要、学者、资本家：“我们选择相信人类的智慧、韧性和 adaptability（适应能力）。我们选择先解决‘能否活下去、活得更好’的问题，而不是因为恐惧未知的挑战，就放弃前进。”

话音落下，会场陷入一种极其复杂的寂静。有掌声零星响起，来自一些年轻的科研人员和部分企业代表，但很快又止住，因为更多人还在消化这番尖锐的言论。

朱利安·莫罗站在原地，脸色由白转红，又慢慢褪回苍白。他张了张嘴，似乎想反驳，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远介的论述站在了一个极高的道德和实践立场上：生命权优先。他无法直接反驳这个根基，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只能微微颔首，动作僵硬地坐了回去，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欧盟徽章的边缘，感觉自己带来的那套成熟官僚体系的伦理话语，在对方那种混合着科学理性与生命至上主义的强力冲击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他知道，这番交锋的录像传回布鲁塞尔后，必将引发激烈的辩论和轩然大波。

台上，远介已经恢复了那种掌控一切的平静姿态。

TSSR-1994的演示与风暴般的问答环节，如同一次精准的化学实验，既展示了令人目眩神迷的反应现象（疗效），也承受了最剧烈的试剂冲击（质疑），最终，那承载着希望与争议的溶液，在众人心中沉淀出复杂难言的色彩。

抗衰老的潘多拉魔盒已被打开一角，飞出的究竟是希望，还是灾厄，抑或兼而有之，无人能此刻断言。

唯一确定的是，世界看待生命、时间和自身未来的方式，从这一刻起，已经永远地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