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在无线电里听到了外面的骚动和我的呼喊，他沉默着，我能想象到他坐在那里，紧握着耳机，感受着这无声的冲击。

威廉没有下车，他依旧坐在驾驶位上。但我能通过通话器听到他沉重而压抑的呼吸声。过了很久，他才用极其沙哑的声音问：“……他……怎么样了？”

“……死了。”我艰难地回答。

通话器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威廉经历过奥托·舒尔茨的牺牲，但那是在激烈的正面交火中，坦克被击中。而这种一个年轻的、依附于他们的生命，在如此近的距离，以如此突然和“微不足道”的方式被夺走，带来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更加尖锐和贴近的刺痛感。这无关乎宏大的战略，只关乎一个具体的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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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波与前行

医护兵赶到了，他检查了一下，默默地摇了摇头，拿出一块帆布，盖在了沃尔特·施耐德的脸上和身上。那抹土灰色下的轮廓，显得如此渺小而脆弱。

步兵排长费舍尔中尉脸色铁青，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指挥着士兵们将沃尔特的遗体搬到相对安全的后方。

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战斗还没有结束。

我重新爬回“罗蕾莱”的指挥塔，身上还沾着沃尔特的血。车内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气氛。没有人说话。弗兰茨不再像往常那样偶尔嘟囔，埃里希的呼吸声清晰可闻，保罗的操作也变得异常轻柔。

“威廉……继续前进。”我的声音干涩。

引擎重新启动，但这次的轰鸣声听起来格外刺耳。履带再次转动，碾过沾染了血迹的土地，继续沿着死亡的街道向前推进。

我们依旧是一个战斗集体，依旧执行着命令。但有什么东西，已经悄然改变了。战争不再仅仅是地图上的符号和无线电里的命令，它用身边最亲近的、活生生的人的鲜血，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刻下了一道无法磨灭的伤痕。沃尔特·施耐德，这个来自巴伐利亚的年轻列兵，成了我们车组在东线战场上，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第一滴血。而这，仅仅只是开始。齿轮已然破碎，我们被迫在带着裂痕的状态下，继续这场残酷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