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

坦克在街道上疾驰，KV-1在后面紧追不舍。它的炮弹两次差点命中我们，其中一发击中了我们左侧的履带护板，撕裂了一大块钢板。

镇中心广场出现在前方。那里确实有两门反坦克炮——但其中一门已经被摧毁，另一门的炮组正在准备撤退。

“通知他们，我们需要掩护！”

保罗通过旗语和喊叫与炮组沟通。他们明白了，重新调整炮口，瞄准我们身后的KV-1。

KV-1冲出街角的瞬间，反坦克炮开火了。50毫米炮弹击中了KV-1的前装甲——没有击穿，但冲击力让它停了下来。

“就是现在！埃里希，碳化钨弹！瞄准履带！”

“装填完毕！”

“开火！”

这是我们最后一发碳化钨芯穿甲弹。炮弹精准地击中了KV-1的左侧履带，打断了数块履带板。重型坦克像受伤的巨兽一样，在原地转向困难。

“撤退！全速！”

“莱茵女儿”冲出广场，沿西公路疾驰。后视镜里，我看到那辆KV-1还在试图转动炮塔，但我们已经超出有效射程。

十一时三十五分，我们追上主力部队的尾巴。整个营在公路上形成一条长长的纵队，坦克、装甲车、卡车、步兵混合在一起，秩序混乱但毕竟在移动。

“停车，让步兵先过。”我对威廉说。

坦克停在路边，我爬出炮塔。公路上，撤退的士兵们脸上写满疲惫和挫败。有人搀扶着伤员，有人丢弃了不必要的装备，有人只是麻木地走着。

一个年轻的中士走过我们坦克旁时，抬头看了我一眼。“谢谢你们的掩护，”他说，声音干涩，“我们连一半人没能撤出来。”

我点点头，无话可说。

中午十二点，我们到达第二道防线——一片丘陵地带，工兵部队已经在这里挖掘了战壕，布置了雷区。我们的坦克被部署在防线后方，作为机动预备队。

检查损伤：“莱茵女儿”左侧履带护板完全损毁，车体上有十七处弹片划痕和凹坑，机枪防盾被子弹打变形，但主要系统完好。弹药消耗：穿甲弹二十二发，高爆弹十五发，机枪弹约四百发。

人员状态：威廉的双手在控制坦克十小时后轻微颤抖；埃里希的眼睛因为长时间紧贴瞄准镜而布满血丝；弗兰茨的左肩在连续装填后拉伤；保罗的喉咙因为不断通讯而嘶哑；而我，感觉每一块骨头都在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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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还活着，车组完整，坦克还能战斗。

下午，统计报告出来了：我们营在上午的防御战中损失了四辆坦克、六门反坦克炮和一百七十三名士兵。击毁苏军坦克七辆，包括两辆T-34，击毙敌军估计四百余人。

数字是冰冷的，无法传达撤退过程中的每一个生死瞬间：那名中弹后仍坚持指挥的排长，那个冒着火力拖走伤员的医护兵，那门战斗到最后一人一弹的反坦克炮组。

傍晚，我坐在坦克旁，看着西沉的太阳。撤退不是失败，施密特上尉如此解释，是战术调整。但战场上，每一次后退都伴随着牺牲，每一次撤退都留下无法带回的战友。

“我们在波兰、在法国从未撤退过。”埃里希突然说，他坐在炮塔上，望着东方——我们来的方向。

“这里是俄罗斯。”威廉擦拭着他的工具，头也不抬地说。

是的，这里是俄罗斯。这里的土地更广阔，敌人更多，抵抗更顽强。台风行动的风暴遇到了第一道坚固的墙壁，而这道墙壁的名字叫兹维尼哥罗德。

那天夜里，我在笔记本上写下：

“1941年10月10日，兹维尼哥罗德以西。第一次战术撤退。我们完成了任务，守住了时间，但失去了土地和战友。撤退比进攻更考验指挥官的神经和士兵的纪律。今天，威廉的驾驶让我们活了下来，埃里希的炮术让我们有还手之力，弗兰茨的装填让我们持续战斗，保罗的通讯让我们不至孤立。车组完整，但信心出现了第一道裂痕。莫斯科还在远方，而冬天越来越近。今夜，我们守着新的防线，知道明天苏军还会进攻。撤退结束了，但战争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