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

一天晚上，我盛了碗热汤面端给他，试着开口：“拆迁的事…您咋想？”

老姜同志接过碗，却没动筷子，沉默了一会儿，声音有些沙哑：“能咋想？上头定了的事，咱老百姓还能拧得过？”

他顿了顿，抬眼看了我一下，眼神复杂，“倒是你…九儿，你咋打算？这铺子…肯定开不成了。”

纸扎铺依附于筒子楼和这片老社区而存在，拆迁意味着客户群的消散和经营场所的消失。

这我心里清楚。

“铺子没了就没了，”

我语气尽量轻松：“我这‘手艺’，到哪儿好像也能混口饭吃。”

这话半真半假。

处理阴邪之事的需求不会因地域消失，但陌生的环境，重新建立信任和口碑，绝非易事。

老姜同志深深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这个，转而道：“你…也十八了。有啥…长远打算没？总不能…一辈子弄这个。”

他语气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关切和忧虑。

长远打算？我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似乎从未真正仔细想过。

跟着师父学艺是为了活命，回到筒子楼是为了安身，处理那些“麻烦”是为了糊口和…某种说不清的责任感。

未来？

像普通人一样读书、工作、成家？

我的“半阴半阳”体质，胸口那枚日益沉重的铜钱（尽管刻意不去深究其变化），身边跟着的柳仙、时不时冒头的黄仙，还有那些可能隐藏在暗处的目光…

这些，都让我与“普通人”的生活轨迹格格不入。

“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最终笑了笑，带点混不吝的意味，“车到山前必有路，说不定拆迁款够咱爷俩换个地方开个小卖部呢？”

老姜同志被我逗得扯了下嘴角，却没多少笑意，低头大口吃起了面。

拆迁的脚步比预想的更快。

春节刚过，积雪还未化尽，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就带着测量队进了筒子楼。

每家每户的面积被仔细丈量、登记，墙壁上用红漆喷上大大的编号和“拆”字。

那鲜红的、带着决绝意味的标记，像一道道刺眼的伤口，刻在老楼斑驳的躯体上。

气氛变得更加焦躁和伤感。

邻居间因为公共面积划分、煤棚子归属、甚至楼道里堆放的破柜子谁先搬的问题，爆发了更多口角。

但同时，一起住了几十年的情分，也在离别将至时变得更加清晰。

张家炖了肉会端一碗给李家，李家买了水果也会分几个给对门。

老人们聚在还能晒到太阳的背风处，絮絮叨叨回忆着当年建楼时的热火朝天，谁家孩子出生，谁家娶媳妇，谁家老人在这里闭的眼。

我的纸扎铺提前进入了“清仓”状态。

剩下的纸张竹篾，能处理的处理，不能处理的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