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未完工的纸人纸马，被我集中到后院空地，选了个天气晴好的下午，一把火烧了。

火光跳跃，纸灰飞扬，像一场沉默的告别仪式。

柳应龙默默站在我身边，黄三爷在不远处屋檐上蹲着，破天荒地没有聒噪。

最后一段日子，我接活的频率明显降低，更多的时间，是在筒子楼内外漫无目的地走动。

走过狭窄昏暗的楼道，抚摸过被煤烟熏得黑亮的墙壁，在公共水房锈蚀的水龙头前停留，去废弃的锅炉房门口站一会儿（那里早已被锁死，里面据说清理过，但再也没人靠近）。

那些熟悉的、混合着各种生活气息的角落，那些曾经见证过我恐惧、成长、以及鸡飞狗跳日常的场景，都将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化为瓦砾和尘埃。

老姜同志开始收拾家里的东西。

几十年的家当，真正值钱的没几样，更多的是承载着记忆的琐碎物件：

掉了瓷的搪瓷缸子，印着“先进生产者”的笔记本，我小时候的作业本，母亲留下的几件旧衣服（他一直小心收着）…

每一件，他都要拿在手里摩挲半天，然后才决定是带走、送人，还是扔掉。

这个过程缓慢而煎熬，仿佛在亲手 dismantle 一段人生。

我也清理了自己的东西。

几件换洗衣服，师父留下的几本破旧典籍（勉强算典籍），一些画废的符纸和用剩的香烛朱砂，胡三妹子给的清心铃，将军骨（光泽依旧黯淡），还有…

那两枚紧贴在一起、一冷一热的铜钱。

我把它们用一块干净的软布包好，贴身收藏。

手指拂过子钱上那些细微的裂痕时，总能感到一阵心悸，但我强迫自己移开注意力。

春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搬迁的通知终于正式下达。

过渡房安排在城北一片新搭建的简易板房区，条件简陋，但总算有个落脚处。

补偿方案也公布了，比最悲观的预期稍好，但绝谈不上宽裕。

家家户户开始真正行动起来，打包行李，联系搬家的板车（后来出现了三轮车），楼道里整天响着嘈杂的声响和告别的话语。

小主，

搬家的前一天傍晚，我独自爬上筒子楼的楼顶。

这里平时很少有人上来，堆着些陈年的杂物和废弃的太阳能热水器骨架。

夕阳的余晖给破败的楼体、远处厂区沉默的烟囱、以及更远处灰蒙蒙的城市轮廓，镀上了一层温暖而哀伤的金红色。

风很大，吹得我单薄的衣衫猎猎作响。

俯瞰下去，熟悉的院落、煤棚、晾衣绳、孩子们曾经玩耍的空地，都笼罩在一种离别前的宁静里。

几家窗户已经空了，黑洞洞的，像失去神采的眼睛。

“要走了？”

一个声音在身边响起。

我转过头，是柳应龙。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来的，依旧是一身简单的深色衣衫，立在晚风中，身姿挺拔如松。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