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图文并茂的编程手册，设计模拟训练台”

写到这里，李建国停下了笔。他望向窗外，四九城大学校园里的白杨树已经抽出了嫩芽。几个学生抱着书本匆匆走过，他们胸前别着团徽，脸上洋溢着这个时代特有的单纯与热情。

如果一切顺利，这套系统将比历史上国内第一台数控机床（1973年清华大学的“KD-1”型）提前近十年出现，而且技术路线更加务实、更易推广。但问题在于——现在这个时间点，公开推进这样的项目合适吗？

李建国很清楚1966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任何带有“自动化”、“程序控制”标签的技术，都可能被扣上“脱离群众”、“唯技术论”的帽子。更不用说其中涉及的国际期刊参考、复杂电路设计，这些都是敏感点。

“必须找到一种……既能推进研究，又足够低调的方式。”他喃喃自语。

一个计划在脑海中逐渐成形。

首先，将项目拆解。继电器逻辑控制部分，可以包装成“机床自动化改造技术研究”，这是响应“技术革新”号召的正当课题。精密机械部分，可以与轧钢厂现有的设备维修、备件加工需求结合，作为“提高备件自给率”的子项目。

其次，研究地点要分散。电路设计和实验可以在轧钢厂技术科的小实验室进行，机械加工可以借助厂里的机修车间，编程测试则需要一个更隐蔽的场所——也许，他在城郊租的那个小仓库可以派上用场。

最后，成果的呈现要讲究策略。初期不追求完整的“数控机床”，而是先做出几个关键模块：纸带读取装置、继电器控制箱、精密工作台。每个模块都可以单独作为“技术革新成果”上报，等到时机成熟再组装成完整系统。

“就像造一架飞机，先分别制造机翼、机身、发动机，最后再总装。”李建国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分解图，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时，图书馆的管理员开始摇铃——闭馆时间到了。

李建国迅速收拾好资料，将外文期刊还回柜台，笔记本则小心地放进帆布包的内层夹袋。这个笔记本他从不离身，里面不仅有机床设计的构思，还有关于建筑材料、化工工艺、农业机械等多个领域的技术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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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图书馆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春寒料峭，他裹了裹身上的棉工装——这是轧钢厂发的，在大学里穿显得有些突兀，但李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