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已定，方向明确。所有的资源和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那条被系统标记为“高可行性”的路径上——精准体细胞编辑与新型CAR-T疗法。

然而，当林枫将系统初步推演出的、基于传统CAR-T技术框架的优化方案拿出来，与陈明远院士及紧急抽调来的免疫学、血液学专家团队讨论时。

迎接他的并非一片乐观，而是一连串冰冷而现实的技术壁垒。

一位头发花白、深耕细胞治疗领域二十余年的老专家，戴着老花镜，仔细审视着方案中的几个关键步骤，眉头越皱越紧：

“林教授，方案的理论设计非常精妙，尤其是这个针对胰腺癌特有靶点的嵌合抗原受体（CAR）设计，堪称完美。但是……”

他顿了顿，用笔尖重重敲击着纸面上的几个流程节点，“最大的瓶颈，依然在于体外改造和扩增。”

他详细解释道：

“按照这个流程，我们需要从王教授体内采集已经严重受损的T细胞，在符合GMP标准的超净实验室里，用慢病毒载体进行基因转导，插入这个全新的CAR基因。

然后，需要长达数周的时间，在昂贵的细胞因子培养基中，将这些成功改造的T细胞扩增到治疗所需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数量级。

这期间，细胞活性的维持、无菌环境的控制、防止突变……每一步都是巨大的挑战，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

另一位更年轻的免疫学家补充道，语气带着无奈：

“而且，王教授目前的身体状况，特别是淋巴细胞数量和功能，可能已经无法承受采集足够数量健康T细胞的要求。

即使勉强采集，其体外扩增的潜力和回输后的战斗力，也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时间！我们没有几周的时间可以等待！”

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无力的沉默。系统的方案指出了方向，但现实的工艺瓶颈，像一堵厚重冰冷的墙，横亘在理论与救命之间。

传统的CAR-T疗法，如同为每个患者量身定制一把精密武器，但定制过程极其繁琐、耗时且昂贵，对于王芷兰教授这样病情危重的患者，几乎是条走不通的路。

陈明远院士看向林枫，眼中带着询问。

他相信林枫能拿出颠覆能源领域的技术，但生命科学的复杂性和个体差异性，远非物理定律那般普适。

林枫自始至终沉默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

这些瓶颈，在他接收系统推演信息时，就已经作为“已知约束条件”被一并考虑。

系统提供的，从来不是对旧技术的简单优化，而是……范式上的革命。

等到所有专家都陈述完困难，林枫才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斩断乱麻的决断：

“所以，我们放弃体外改造和扩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