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韩文正等较为持重的大臣则提出了不同看法：“陛下，禁绝之令固然简单，然则，其教借慈善之名，已收部分民心。若骤然以强力镇压，恐激起民变，反授人以口实，谓我朝廷不能容物。且如今海路已通，商旅往来频繁，完全禁绝恐难做到。”

陆沉思忖片刻，提出了一个更具策略性的方案：“陛下，韩相所言有理。堵不如疏，禁不如管。臣建议：

第一，颁布《外来宗教管理疏》，明确规定所有外来宗教须向当地官府登记，其传教活动必须在指定场所（如已有的寺庙或专门划定的区域）进行，严禁私自入户传教，严禁诋毁本土信仰与朝廷权威。

第二，对其慈善行为加以规范和利用，可将其纳入官府赈济体系，统一管理，既发挥其善举，又防止其借此收买人心。

第三，加强本土宗教（佛、道）的建设与管理，鼓励其深入民间，参与灾后心灵抚慰工作，与异域宗教争夺信众。

第四，由云凰学院组织学者，系统研究这些异域宗教教义，撰写辨析文章，揭露其与我朝主流价值观相悖之处，以正视听。

此乃长久之策，需刚柔并济，既要防范其危害，亦不可显得朝廷心胸狭隘。”

萧云凰权衡再三，最终采纳了陆沉的建议。一方面下旨申明外来宗教必须遵守帝国法令，另一方面也并未采取一刀切的暴力驱逐政策。她知道，这是一场更加复杂、更加漫长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关乎帝国的灵魂与未来。

帝国的宗教管理政策开始悄然转变。在西南地区，官府加强了对民间集会的管控，一些过于活跃的传教士被“劝离”疫区。在京都，对万国学馆内宗教性讨论的监管也更加严格。

然而，种子一旦播下，便难以根除。那些已经在灾民心中生根的信仰，并不会因为一纸政令而立刻消失，它们转入了更隐蔽的状态。而异域宗教展现出的组织性、传播力和思想上的独特性，也给帝国的统治者们敲响了警钟。

陆沉站在天策府的高处，望着这座繁华的帝都，心中并无轻松。他知道，物理上的瘟疫或许可以被隔离和治愈，但思想上的“瘟疫”，其传播更加无形，其影响更加深远。帝国在走向开放、吸收外来文明精华的同时，也必然要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这场关乎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反渗透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而他要做的，就是为这个古老的帝国，锻造出足够强大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免疫力，以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