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那台被戏称为“镇国公号”的蒸汽机车,正静静卧在铁轨尽头。锅炉已熄火多时,汽笛沉寂如铁。
方承志站起来。
他没有哭。他只是从内袋取出那张折叠多次的千分尺读数纸,递给公输英。
“第九件,公差多少?”
公输英低着头。
“四十三丝。”
“比第八件呢?”
“好五丝。”
方承志点了点头。
“再镗第十件。”
他没有说“够了”。他也没有说“还差七丝”。
他只是说:再镗第十件。
公输英没有问“镗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她转身向工棚走去。
她的背影像二十三年前龙须沟暴雨夜,那个蹲在沟边啃干饼的年轻工程师。
距孙传庭上疏整一月。
距徐光启上疏整二十一日。
承平三十二年第一场大雪,在十月初九那夜悄然降临京郊。沙河工地停工三日,民夫扫雪清轨,方承志带人给机车锅炉裹了五层防寒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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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三,雪霁。
辰时,了架顶层的铜壳望远镜对准了昌平州方向。
十七里又二百丈。
这是“镇国公号”第一次尝试跑完全程。
方承志站在机车上。
他坚持不设司机。他要亲自操作。
公输英蹲在锅炉边,手按汽压表。表针在红色警戒线边缘微微颤动。
“汽压够了吗?”方承志问。
“够了。”公输英的声音很稳,“四刻钟前就够了一早就够了。”
方承志没有问她为什么不早说。
他握住调速杆。
那根杆是公输英亲手镗的。公差四十一丝。不是她最好的成绩,但已经稳定在徐光启当年定的“五十丝”以内。
杆身被他握得温热。
“发信号。”
公输英从怀中掏出一面红旗,探出车窗外,朝了架方向挥了三下。
了架上,另一面红旗回应地挥了三下。
方承志把调速杆推向前。
汽缸嘶鸣。活塞往复。驱动轮缓缓转动。
“镇国公号”拖着四节平板货车,沿着那条十七里又二百丈的生涩铁轨,向昌平州方向驶去。
了架上,一个年轻测量员举着千里镜,实时汇报:
“时速……一里又二百丈!”
“一里又四百丈!”
“二里整!”
“二里又三百丈!”
方承志没有听见这些。
他只听见汽缸往复的规律嘶鸣,听见铁轮碾过钢轨接缝时的咔嗒轻响,听见锅炉深处煤火燃烧的嗡嗡声。
他听见二十三年。
从承平九年他第一次在百工院资料库翻到那张手绘蒸汽机草图开始,到今天——承平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他亲手把这台钢铁造物,开上了十七里又二百丈的铁轨。
时速二里又三百丈。
约合……每时辰十二里。
还是比牛车慢。
但他不在乎了。
因为这是他修的路。这是他们镗的汽缸。这是徐先生卧床四月、用尽最后一口气也要护住的铁路。
他把调速杆推到最大。
汽笛长鸣。
十七里又二百丈外,昌平州城的灰瓦屋顶,已经遥遥在望。
承平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
“镇国公号”首次往返试运行成功次日,孙传庭如约出现在昌平州道侧。
他没有穿官服。一袭半旧的青衫,乘一顶二人小轿,静悄悄停在铁路线与官道交会的道口栅栏外。
他来看火车“覆于道侧”。
可火车没有覆。
他等了两个时辰。从辰时等到午时,从午时等到未时。
他看见那台丑陋的、缓慢的、以牛车速度蠕行的钢铁造物,拖着四节平板货车,从昌平州方向驶回沙河镇。
他看见它经过道口时,汽笛短鸣一声,像是在打一个疲惫的招呼。
他看见栅栏外那些看热闹的村民,指着火车笑骂:
“这铁牛,还没俺家大黄跑得快!”
也看见有几个光屁股的孩童,追着火车跑了半里地,直到被大人揪着耳朵拎回去。
他还看见一个人。
那人站在机车的驾驶台前,没有穿官服,没有戴顶戴,只穿一身被油污浸透的靛蓝短褐。他看见那人鬓边已生白发,看见那人握调速杆的手在微微发抖——那不是恐惧,是力竭。
那人没有看见他。
孙传庭看了一下午。
直到暮色四合,火车结束当日的最后一次试运行,缓缓驶回车库。汽笛沉寂,锅炉泄压的白雾在夕光中弥漫成一片。
他掀开轿帘,对轿夫说:
“回城。”
他没有再说“观火车覆于道侧”。
这句话,他带进了坟墓。
三十年后,他的孙子整理遗稿,在《静庵文集》末页发现一张夹藏的纸笺,笺上无头无尾,只一行小字:
“承平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昌平道口,见火车过。未覆。”
承平三十二年腊月二十三,小年。
铁路试验线一期工程——沙河镇至昌平州段——全线贯通。
全长十七里又二百丈。
铺轨枕木三千四百根。
铸铁轨条一千二百六十根。
用时九十八日。
比原计划提前七日。
竣工仪式极其简单。没有宰辅剪彩,没有圣旨褒奖。方承志站在昌平州终点站的月台上,身后是三百余名熬了三个月的工匠、役夫、物料官、测量员。
陆沉来了。
他仍穿着那件半旧的玄色直裰,腰悬蟠龙玉佩。他身后跟着程恪,跟着陆明心,跟着户部统计清吏司郎中翁同舟——他主动要求来“验收资产”。
还有一个人。
是徐光启的长孙,徐尔觉。
徐光启已于腊月初八病逝于南城徐府。享年七十三岁。弥留之际,他问长子:
“铁路……通了没有?”
长子答:“腊月二十三通。父亲,您再等十五日。”
徐光启摇了摇头。
“等不到了。”他说,“你告诉方承志,通车那日,替我在昌平站台上站一站。”
此刻,徐尔觉站在昌平站月台上。
他替父亲站完了这最后十五日。
方承志没有致辞。
他只是从怀中取出那面试运行首日挥过的红旗,展开,系在月台旗杆的绳索上。
红旗升顶。
三百余人,跪了一地。
没有人喊万岁。没有人念颂词。
只有公输英蹲在月台边缘,用那块祖传的油布,一遍一遍擦拭“镇国公号”驾驶台上的千分尺。
她把千分尺擦得锃亮。
然后她站起来,转身,对跪了满地的同袍说:
“明天镗第十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