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四十七年正月十六，上元节后一日。

京师，户部大堂。

户部尚书李之芳面前摊着三本账册，已经看了整整一个时辰。

第一本，是承平四十六年的户部收支总账。

第二本，是兵部提交的承平四十七年军费预算。

第三本，是新军换装计划的后十年经费测算。

三本账册，三个数字：

承平四十六年，户部总收入：一千零三十万两。

兵部申请承平四十七年军费：三百七十万两。

后十年新军换装总预算：六千四百万两。

李之芳盯着那三个数字，手在微微发抖。

三百七十万两，占户部总收入的三成六。

六千四百万两，是户部六年总收入。

他干了一辈子财政，从主事干到尚书，没见过这么大的数字。

他合上账册，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京师的天空灰蒙蒙的，像要下雪。

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他刚入户部那年，跟着老尚书去视察边关。

那时候边关的兵，穿的是破棉袄，吃的是陈年粮，用的是锈刀钝枪。

老尚书指着那些兵说：

“这些人，一年花二十万两。”

“二十万两，够修一百里官道。”

“可这二十万两，不能不花。”

“不花，敌人就打进来了。”

“敌人打进来，就不止二十万两了。”

三十年了。

老尚书早死了。

边关还在。

兵还在。

花的钱，从二十万两变成三百七十万两。

翻了十八倍。

他站在那里，望着窗外。

雪终于下起来了。

承平四十七年正月十八。

户部、兵部、工部、内阁，四堂会商。

议题只有一个：军费。

兵部尚书于成龙先开口。

他六十四岁了，声音还是那么洪亮：

“诸位，承平四十七年军费预算三百七十万两，兵部已经报上去了。这笔钱，要养新军三万人，旧军十五万人，炮台三十座，军器局三处，弹药厂五处。”

“少一两，边关就少一分安全。”

“少一分安全，敌人就可能打进来。”

“敌人打进来，就不是三百七十万两能解决的了。”

他话音未落，一个人站了起来。

许汝霖。

五十一岁的许汝霖，已经从礼科给事中升到户部侍郎。他是李之芳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朝堂上最敢说话的人。

他手里拿着一本账册，翻到某一页，念道：

“承平四十六年，新军第一镇军费：四十二万两。”

“承平四十六年，直隶全省修路费：十一万两。”

“承平四十六年，江南全省水利费：九万两。”

“承平四十六年，陕西全省赈灾费：七万两。”

“承平四十六年，京师八旗孤寡养赡费：五万两。”

他合上账册，看着于成龙。

“于尚书，一个新军镇，花的钱比直隶全省修路、江南全省水利、陕西全省赈灾、京师八旗孤寡加在一起还多。”

“请问，这合理吗？”

于成龙看着他。

“许侍郎，你打过仗吗？”

许汝霖一愣。

“没有。”

“你见过敌人吗？”

“没有。”

“你知道敌人打进来是什么样子吗？”

许汝霖沉默了。

于成龙站起来。

“我见过。”

“承平十五年乌兰布通之战，我跟着大军出塞。”

“那一仗，死了两万人。”

“两万人，有一半是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

“为什么冻死？因为没有棉袄。”

“为什么饿死？因为没有粮食。”

“为什么病死？因为没有军医。”

“为什么没有棉袄、粮食、军医？因为没钱。”

“为什么没钱？因为钱都拿去修路、修水利、赈灾、养孤寡了。”

他看着许汝霖。

“许侍郎，你算账比我厉害。”

“但你会不会算另一笔账？”

“死一个人，赔多少钱？”

“死一万个人，赔多少钱？”

“死十万个人，赔多少钱？”

“这笔账，你会算吗？”

许汝霖的脸色变了。

他没有算过这笔账。

他算不出来。

承平四十七年正月二十。

方承志被召入京，参加军费争议会。

他五十二岁了，从西山赶到京师，坐了三天火车。

他带了三样东西：

一本账册。

一卷图纸。

一块铁。

账册是西山工业区承平四十六年收支总账。收入：一百二十万两。支出：一百一十八万两。结余：两万两。

图纸是新军装备成本分解图。一支枪，成本十二两：铁三两，铜二两，木一两，人工四两，损耗二两。一门炮，成本八百两：铁三百两，铜二百两，人工二百两，损耗一百两。

铁是西山第一炉铁锻成的铁牌。四十二年了，从方承志到林水生，从林水生到林大桅，从林大桅到方承志手里——他又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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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这三样东西摆在会议桌上。

“诸位，这是西山的账。”

“西山一年产铁一百二十万斤，产钢十五万斤，产枪五千支，产炮五十门。”

“西山一年花一百一十八万两，挣一百二十万两。”

“挣的比花的多两万两。”

“这两万两，够养一百个老兵一年。”

他看着那些文官。

“你们说军费太高。”

“可你们知道，这军费是从哪儿来的吗？”

“是从西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