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五十二年四月初九，谷雨。

京师，贡院。

一万二千名考生，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大夏帝国最后一场传统科举考试。

贡院门口，人山人海。

有白发苍苍的老童生，考了一辈子，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有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寒窗苦读十年，想在这最后一科中金榜题名。

有送考的家人，有看热闹的百姓，有卖吃食的小贩，有算命的先生。

还有《夏国公报》的记者，拿着小本子，到处采访。

贡院大门上，挂着一块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八个字：

“最后一科，永志不忘。”

这是礼部尚书张廷玉亲笔写的。

他站在贡院门口，看着那些鱼贯而入的考生，心里百感交集。

他想起自己三十年前，也是从这里走进去的。

那时候他还年轻，满怀希望，以为自己会一辈子走这条路。

三十年过去了，他当了官，掌了权，亲手签下了废除科举的诏书。

他不知道对不对。

但他知道，这是必须走的一步。

因为时代变了。

辰时正，开考。

考生们坐在号舍里，等着发卷。

号舍很小，只有三尺见方，一人一座，互不相望。

主考官坐在大堂上，面前摆着考卷。

他叫朱珪，七十三岁，是康熙朝大学士朱轼的孙子，考了一辈子试，当了一辈子官，是科举制度最忠实的守护者。

本来，他不该当这个主考官。

他已经致仕五年了，在家养老。

但礼部请他出山，说：朱老先生，这是最后一科了，您来主考吧。

他来了。

他坐在大堂上，望着那些号舍，望着那些考生，望着那些他看了五十年的试卷。

他忽然觉得，这一科，不一样。

不是因为最后一科。

是因为考题。

考题是他出的。

他出了三道题。

第一道题，出自《论语》：“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第二道题，出自《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第三道题，是策问：“今有铁路、电报、工厂、新军，皆前代所未有。何以用之？何以善之？何以使之利国利民？”

前两道，是老题。

第三道，是新题。

他想了很久，才出了这道新题。

因为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要让这些考生知道，时代变了。

变了，就得想。

想了，才能答。

答了，才能用。

用好了，才能利国利民。

他坐在大堂上，等着那些考生答题。

第一号号舍里，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叫陈万年，六十八岁，江南松江府人。

他考了一辈子试。

从十八岁考到六十八岁，整整五十年。

五十年来，他考过二十三次乡试，一次都没中。

不是不会答。

是运气不好。

每次考试，他都觉得自己答得不错。

每次发榜，都没有他的名字。

他不甘心。

他不种地，不做工，不经商，一辈子就靠家里那几亩薄田，供他一次又一次赶考。

他老婆早死了。

他儿子不理他。

他孙子不认他。

但他还在考。

因为这是他唯一会做的事。

现在，最后一次了。

他坐在号舍里，看着那张考卷，手在发抖。

他先看第一题。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他笑了。

这道题，他答了二十三次。

他闭着眼睛都能写。

他提笔，开始写。

写了半个时辰，写完了。

再看第二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他也答过很多次。

又写了半个时辰，写完了。

再看第三题。

他愣住了。

“今有铁路、电报、工厂、新军，皆前代所未有。何以用之？何以善之？何以使之利国利民？”

他没见过铁路。

他没用过电报。

他没进过工厂。

他没见过新军。

他答不出来。

他坐在那里，看着那道题，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笔放下。

他哭了。

六十八岁的老童生，坐在号舍里，哭了。

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

但他答不出来。

不是他不会答。

是他没见过。

他没见过铁路、电报、工厂、新军。

他怎么答？

他哭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收拾好东西，走出号舍。

监考官拦住他：老先生，还没到时间呢。

他说：不考了。答不出来。

他走出贡院，走进人群，消失在茫茫人海里。

第三十六号号舍里，坐着一个年轻人。

他叫林则徐，二十岁，福建侯官人。

他不是来碰运气的。

他是来答那道新题的。

他早就知道会有这道题。

因为他读过《夏国公报》，读过新教科书，读过公输英的采访，读过陈仲明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