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以后能一直写真事吗？” 余念新问。

“得看情况，” 刘秉文顿了顿，“真也分程度，不能什么都写，得挑能写、该写的真事。”

冬去春来，1945 年的雪渐渐化了，延河的冰开始解冻，黄河也涨了水。机关传来消息，要调部分干部去各地分区协助工作。

一天早上，刘秉文拿着一份名单来找余念新：“中央宣传部要调几个年轻人去陕北分区办刊，你在名单里。”

“什么时候走？”

“下周。你在汇编室这段时间学得不错，去分区能独当一面了。” 刘秉文放下名单，又补了句，“去了那边，多写、多看，写的东西要给群众看，也要自己心里过得去 —— 别丢了之前写‘真稿’的劲。”

余念新点头：“我记住了。”

出发那天，林岚来送他，递过来一张画：画上是延河岸边的窑洞，天空飘着红旗，角落里还画了个小小的粮车。“画得急，别嫌弃。”

“我会好好收着。” 余念新接过画，放进布袋。

“去了分区，要多写真事。” 林岚叮嘱。

“嗯，写真话，写老百姓能懂的话。”

车队出发时，延安的天刚亮，路两旁站着不少送行的人，口号声、挥手声混在一起。余念新靠在车窗边，看着渐渐远去的延安城，心里没有激动，也没有惶恐，只有一种平静的力量。

他想起主席说的 “让老百姓看得懂”，想起刘秉文说的 “真稿才有用”，忽然明白 —— 真正的稳，不是一味顺从，是在能写的范围内，守住真实的底线，不让文字变成空洞的口号。

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吹得布袋里的画纸轻轻响。余念新低声对自己说：“试稿是写给别人看的，真稿是写给自己、写给老百姓看的 —— 以后，得多写点真稿。”

车队越走越远，延安的影子渐渐模糊，但余念新知道，不管到了哪里，只要还拿着笔，就不能忘了写 “真”—— 这是他在延安学到的，最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