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指的是为支持三线建设，由公社从社员里挑选出的表现出色、干活能力强的劳动力。

在这些民工当中，下乡青年占比相对较大，自然而然，他们也成为了从民工中抽调入厂的主要人员，是三线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年，民工可是个光荣的称号，不像后来被有些人称作是从农村来的盲流，当然也和解放前被赞为支前模范的情况有所不同。

对于三线时期的他们可以这样说：

解放战争百姓扶，支援三线有民工。

人民万岁英雄辈，铁打江山战备匆。

铁路延伸庄户助，厂房修建瓦工红。

下乡入厂青年乐，种地回村老狗终。

高文革的姥爷用竹篾给他做了一个蝈蝈笼。

高文革提着蝈蝈笼上山捉蝈蝈，李风顺也跟着一起上山，还帮他捉了三只蚂蚱放进笼里。

高文革看着笼里的蚂蚱，满脸不认可，嘟囔着：“这是蚂蚱又不是蝈蝈，蝈蝈会叫呢。”

他俩继续寻觅蝈蝈的踪迹。

突然，半山腰传来悠扬的口琴声。

二人循声而去，只见一位大哥哥站在松树下的一块石头上，正专注地吹着口琴。

从下往上看，石头上的大哥哥身形显得高大魁梧。

可实际上，他个子并不高，只有1米68，体重刚过百斤。

不过，他那清秀的面庞上，浓眉大眼，倒也有几分俊朗。

大哥哥看到他俩，放下口琴，笑着问道：“俩小伙，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捉蝈蝈。”高文革举起装着蚂蚱的蝈蝈笼回应道。

“不错嘛，都捉到了。”这位有点近视的大哥哥误把笼里的蚂蚱看成了蝈蝈。

“好什么呀，根本没捉到蝈蝈。”李风顺还在为刚刚高文革的不认可而自责。

“你俩先别说，让我猜猜，你是李风顺，你是高文革。”

“你是山上的神仙吗？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名字？”

“什么神仙呀，我是招工入厂的下乡青年，我叫于志歧。”

李风顺和高文革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大哥哥。

所谓下乡青年，指的是从城里初中、高中毕业，下放到农村的青年，这是那几年特有的称呼，说是去接受再教育。

于志歧家在锦海市铁路局，父亲是铁路局后勤单位的会计。

他的亲生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继母在锦海一家街道企业工作，当年带着两个孩子改嫁过来。

到于家后，继母又生了三个孩子，家里人口众多，生活十分艰难。

继母对自己的孩子格外偏爱，对他和两个妹妹却不怎么好，这让他非常不想待在这样的家庭里。

1967年，于志歧读报时，看到许多青年支援东南亚国家反帝，觉得这是个摆脱现状的好机会。

当时还在读高二的他，身无分文，便和几个想法相同的同学一起串联。

他们先去北京，再前往云南，结果在过境时被劝返了。

串联期间，有人管饭，他和几个同学在外漂泊了大半年。

回到家后，父母没有关心他有没有变瘦、去了哪些地方、每天吃什么、在哪儿睡觉，而是说：“这半年多，你可给家里省了不少粮食。”

父母说的虽是实情，可他心里却十分不是滋味。

学校要求返校学生下乡，他便主动跑去报名，这一积极举动还让他成了先进典型。

下乡时，他担任学生队队长，下乡后又成了青年点点长。

后来，因为“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他进入了民兵（工）团，来到了这条沟，参与三线建设。

前段时间，好奇心重的于志歧听说了石嘴岩的事，特别想知道岩石上面到底有什么。

同志们都说是封建迷信，可他却不这么认为，一心想去瞧个究竟。

今天早上，他爬上了山，来到岩石边，看到陡峭的山崖，心里有点发怵，便停了下来。

下山走到一半时，他心有不甘，靠着一棵树，站在石头上吹起了口琴，没想到正巧碰上了李风顺和高文革。

他知道李春雨的儿子李风顺，也知道高丰收的儿子高文革。

在民兵团时，他常和基建人员打交道，也听说过那个敢去石嘴岩的小孩就是李风顺，心里想着：正好！

于是迎上去和两个小孩聊了起来。

李风顺和高文革特别高兴，结识了一位大哥哥。

三人聊了一会儿，于志歧明知故问：“你们去过石嘴岩吗？”

李风顺回答道：“去过。”

“还敢再去吗？”

“敢，走吧！”

李风顺一直在帮高文革捉蝈蝈，却始终没捉到，情绪本已低落。

一听要爬石嘴岩，瞬间来了精神，没等于志歧回应，就率先向上爬去。

高文革和于志歧紧跟其后。

走着走着，于志歧发现一米开外的一棵小树上，有一只蝈蝈正趴在树叶上。

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轻轻伸出双手，一只手伸到叶子下面，另一只手放在叶子上面，然后猛地双手一合，成功捉到了蝈蝈。

小主，

“捉到了！”

李风顺和高文革立刻跑回来，围在他身边。

于志歧小心地张开一条指缝，夹住一只翠绿的大蝈蝈，说道：“把蝈蝈装起来。”

高文革拿出蝈蝈笼，放走蚂蚱，将蝈蝈放了进去。看着蝈蝈不叫，高文革问道：“为什么它不叫呢？”

“蝈蝈喜欢晒太阳，晒一会儿就会叫了。”

高文革和李风顺跑到树木稀少的地方，把笼子放在一块石头上，等着蝈蝈叫。

于志歧见两个小孩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便喊道：“别在那儿发呆了，走吧！”

听到大哥哥的呼喊，李风顺拉着高文革，拎着蝈蝈笼跑了过来。

来到石嘴岩，李风顺一马当先，于志歧和高文革也跟着走上了岩石。

于志歧仔细观察了许久，说：“这岩石应该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力所为。石头平台虽然和普通石头不太一样，但也只能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李风顺却不认同，讲述了自己的梦，梦里这里是一座很大的房子，如果挖一挖，里面应该有很深的洞。

于志歧说：“有梦是好事，但梦不能当作证据。”

高文革是第一次上石嘴岩，上次他和几个哥姐在外面没敢进来。

他看了看，说：“这不就是几块大石头嘛，你还说有房子有山洞，简直是胡说八道。大哥，这小子脑子有病，你可别信他的。”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走下石嘴岩。下山时，蝈蝈终于叫了起来。

于志歧喜欢爬山，也爱去石嘴岩，李家三兄弟也有同样的爱好。

一来二去，李雷顺、李云顺也和于志歧结识了。

于志歧上学的时候，穿着朴素，吃得也不好。

因为自卑，他不太爱和同学一起玩耍，只能在教室或者家里看书。

他学习成绩优异，文笔出众，字也写得十分漂亮。

民工连出板报时，宋东方看到他的作品，询问过后对他很是认可。

宋东方正需要一个帮忙写稿的人，进厂名单里有于志歧，宋东方便安排他到厂办当了秘书。

秘书因为工作原因，接触的信息多，自然知道得也多。

有一次，李风顺哥仨上山采蘑菇，看见于志歧也在山上。

闲聊时，他们问起为什么要建三线，为什么选在这里。

于志歧回忆起自己在民兵团及厂办看过的文件，思索片刻后，说出了以下理由：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境爆发了珍宝岛事件。

同年4月，部里在重庆召开会议，制定了一二三线和大城市的企业战略疏散、搬迁以及就地打洞的方针。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上级部门依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加速大三线建设的同时，相应推进了小三线建设。

1969年6月，省三线指挥部成立。

8月，指挥部派出小分队深入辽西山脉。

辽西山脉全长410公里，起始于锦海市，终止于韩河市。

两市中间部位的山脉较高，长度约200多公里，纵深50公里左右。

锦海市在这片山脉中有两家大二型国营企业，一家是煤矿，一家是铅锌矿。

这片山脉中还有朝河市的一家中型钢铁企业。

矿山和钢厂各有铁路线与外界相连，三线企业落户山区后，既有利于靠山隐蔽，又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个闭环的军品生产区。

省三线指挥部与某主管部局协调后，决定搬迁建设八家军工三线企业，并协调其他部委搬迁若干家军品配套企业。省军区也决定在此新建三个战备库。

锦东厂的落户地点由省三线指挥部指定在锦海市威宁县八叉公社压儿山山脉附近。

为保障三线建设，1969年9月末，锦海市、朝河市成立了十几万人的民工团。

各县按照指挥部要求，从县里向辽西山脉的十七个三线建设工地修路、通电、通水。

威宁县民工团团长与政委兰小柱带领6000名民兵，顶着风雪，冒着严寒，吃着高粱米，啃着咸菜，从城里向山上进发。

他们头顶蓝天，脚踏荒山，在各个山脚下、槐树旁支起帐篷，露天立起炉灶，炊烟袅袅升起。

市建设三大队到达威宁县时，民工团利用原有公路及新修的简易公路已经抵达八叉。

县三线接待站的同志带路，将三大队的同志送到八叉，不久后又把保东筹备组的同志也送到了这里。

三股力量汇聚后，压儿山下的三线建设正式拉开帷幕。

在这个偏僻山区，高差达二百七十米的坡谷地里，工地指挥部的领导与民工、工人一同参与建设。

由于汽车数量不足，大家上坡搬砖头，下坡抬石头。

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大家加班加点，只为确保工程能够按时完工。

可以说，民兵团是三线建设最早的保障力量，没有民工，就没有三线建设。

三线人理应向民工致谢，包括那些没有进入三线厂的下乡青年，以及农村户口却没机会进入三线厂的农民，然而，这份感谢却一直未曾说出口。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于志歧就在这6000人之中，他是18团4营9连的文书。

连长是他下乡时那个大队的民兵连长，指导员是八叉公社的妇联主任。

这位指导员可不简单，是民兵团里的红人。

别看她年龄不大，却成熟老练，在一群老爷们中颇具威信。

指导员是八叉公社程屯人，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一辈子不善言辞，却不知为何生了这么一个能说会道的女儿。

她出生时，家里已经有四个儿子，父母盼着生个女孩，结果如愿以偿，便找人给孩子取名为程桂枝。

程桂枝长得漂亮，或许正是因为漂亮，在男人主导的世界里，她的人生颇为顺遂。

初中毕业后，学校缺老师，她便当了小学代课老师。

过了一段时间，又成了学校团支部书记。

她在共青团工作中表现出色，得到了县团委书记的认可，被借调到县团委工作了半年。

文革爆发后，团委书记倒台，她回到公社。

当时，公社的妇联主任遭到造反派批斗，公社新领导提议让她担任公社妇联主任。

民工团成立时，她找到兰小柱，要求参加三线建设，于是来到了9连担任指导员，离开时，公社安排公社文革造反派头头接替了她的妇联主任职务。

程桂枝拿着手令，与9连在压儿山会合。

工地指挥部的同志安排9连负责电力工程，9连连长要求于志歧协助程桂枝，并与三线厂设备机电能源筹备组取得联系。

他俩来到矿洞沟，见到了筹备组的袁国富与郑爱春。

袁国富是袁国岭的弟弟，郑爱春是袁国富的师傅。

这二人是跟着袁国岭来的。

1969年，袁国富转业后被分到保东厂，当时袁国岭虽被关进牛棚，但对厂里的人员和业务依旧了如指掌。

劳资科的同志安排袁国富跟随有二十年工作经验的郑爱春学习电工。

他们是三线建设的元老，来到八叉的第二天就开始勘察。

一周后，袁国岭带着他们前往市电业部门。

郑爱春查看市供电系统图后，提出了拉临时电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省三线建设指挥部的认可。

他们拿着批示来到仙女山东十几里外县矿山的一家企业，商议从那里拉电。

沟通完成回到三线后，正准备架杆引电时，九连找上门来。

九连接到的任务正是架线杆、拉电线。

担任向导的当地老农领着他们爬山涉水时，说起了当地的谚语：“抬头看山头，走路踩石头，吃着窝窝头，何时能到头”“坡陡石头多，牲口难过坡，人活七十几，半饱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