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案侦查让案件有了新的方向。专案组调整了排查重点，把两起案件的关联人员纳入排查范围。他们对现场周围几百个村庄、居委会，几千个单位、商业网点，以及所有生产、储存、使用爆炸物品的场所进行了“梳辫子”式的排查，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转机出现在1月27日。两名爆炸现场的目击者找到了专案组，他们是会宁乡的村民，当天晚上骑自行车从现场附近经过。“那天晚上我们去邻村送东西，”其中一名目击者说，“大概8点左右，经过107国道东侧的空地时，看到停着一辆‘大鼻子’铁壳子汽车，车尾是齐的，看着挺特别。当时我们没在意，继续往前走，走到前面一个土坡时，突然听见巨响，灰尘一下子就落了我们一身。等我们回头看，那辆汽车已经不见了。”

这个线索让专案组兴奋不已。“‘大鼻子’齐屁股汽车，这是重要特征！”张建国立刻安排警力，围绕这种车型展开排查。民警们走访了邢台市的车管所、汽车销售店、运输公司，终于查明，这种车型在邢台只有6种，其中兴达牌汽车有16辆。

“逐车逐人排查！”张建国下了命令。民警们分成16个小组，分别查找这16辆兴达牌汽车的车主和使用者。排查工作异常繁琐，有的车主在外地，民警们就驱车几百公里去找；有的汽车已经转手多次，他们就顺藤摸瓜，一个个核实。

1月29日，排查有了结果：案发当天晚上，只有邢台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红心驾驶的一辆兴达牌汽车从现场附近经过，并且有停留记录。这个名字让张建国愣了一下，李红心，曾经是邢台县公安局的副局长，主抓刑侦，是他的老同行。“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他立刻让人核实，结果证实，就是那个曾经在公安系统赫赫有名的李红心。

“立即接触李红心！”1月27日，侦查员以了解情况的名义，与李红心进行了第一次谈话。面对侦查员的询问，李红心显得很镇定。“那天晚上我确实开车经过那里，”他说，“我和朋友王庆虎一起，去庞马林村的一个同事家。大概7点多到的现场附近，停车是为了看路牌，顺便解个手。当时没听见爆炸声音，后来才从新闻上知道发生了爆炸案。”

他的回答滴水不漏，但侦查员还是发现了疑点：李红心说自己7点多经过现场，而爆炸发生在8点03分，时间上有重合；而且他作为刑侦副局长，对爆炸案的敏感度远超常人，却声称“没听见爆炸声音”，这有些不合常理。

专案组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围绕李红心展开调查。他们发现，李红心的社会关系复杂，尤其是与一个名叫王庆虎的人来往密切，而王庆虎，正是李红心提到的“同行的朋友”。更重要的是，王庆虎在1月29日被传唤到专案组后，竟然借口上厕所逃跑了。

“王庆虎的逃跑，说明他心里有鬼！”张建国判断，“李红心有重大嫌疑，立刻加大对他的调查力度，同时全力抓捕王庆虎。”40名警力被派往王庆虎的老家杨范乡和经常活动的黄寺乡，进行地毯式搜捕。

2月7日，黄寺乡派出所所长刘增仁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他在黄寺乡的云天饭店吃饭时，看到了李红心和他的妻子甄某。“我和李红心认识，就过去打了个招呼，”刘增仁说，“他们吃完饭就分手了，我因为要打电话又返回饭店，没想到看到李红心和他的七弟也回来了，神色很慌张，好像在等什么人，看到我就匆匆走了。”

专案组立刻对云天饭店展开调查，饭店的服务员回忆说，前一天晚上，甄某曾经在饭店里约见了黄寺乡一家石子厂的厂长。“当时甄某指着身边的一个男人说，这是她哥，开铁矿的，前些日子买了些炸药对不上数，”服务员回忆道，“甄某还对那个厂长说，如果公安局来查，就让他说炸药是在他厂里买的，一共买了14袋。”

这条线索让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他们立刻传唤了石子厂厂长，厂长很快交代了实情：“甄某确实找过我，让我帮着圆谎，但我根本没卖过炸药给她哥，她就是想让我做伪证。”同时，专案组对“1·20”爆炸案现场的雷管来源也有了进展，现场遗留的雷管产自辽宁，1998年5月，邢台县化纤公司曾经购进过5万枚这种雷管，其中枚销往了杨范乡的10个采矿点，2000枚销往了黄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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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李红心。2月8日，专案组决定传唤甄某。面对民警的询问，甄某一开始还想狡辩，但当民警拿出石子厂厂长的证词和雷管来源的证据时，她的心理防线崩溃了，终于交代了实情。

“去年9月，李红心让我帮他买炸药，”甄某低着头说，“他说要炸鱼用，我就冒用了黄寺乡八方石料厂的名义，从黄寺爆炸物品管理站买了5袋硝铵炸药和40枚雷管，交给了他。元旦以后，他告诉我有4袋炸药放在了邢台建筑公司的施工队，后来又让他堂弟李永新送到了地沟铁矿，剩下的1袋我不知道去哪了。”

专案组立刻派人赶赴地沟铁矿和邢台建筑公司施工队，核实了甄某的供述。更让他们兴奋的是，在地沟铁矿，民警们提取到了两枚电雷管，这两枚雷管的型号，与“1·20”爆炸案现场遗留的雷管完全相同。同时，铁矿的负责人还回忆说，1998年10月，李红心曾经以“炸鱼”为名，从矿上索要了数十管装在透明塑料袋里的炸药，这种包装方式，与爆炸现场遗留的炸药碎片特征一致。

证据链越来越完整了。2月11日，经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李红心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当民警拿着拘留证出现在李红心面前时，这个曾经的司法局长脸色苍白，双手微微颤抖，但还是强装镇定：“我是司法局局长，你们不能乱抓人！”

审讯工作异常艰难。李红心有着丰富的刑侦经验，知道如何规避审讯的重点。一开始，他百般狡辩，声称自己与此案无关，所有的证据都是“巧合”；后来，他干脆沉默不语，任凭民警如何劝说，都一言不发。

专案组从各县市公安局抽调了12名经验丰富的审讯人员，组成了专门的审讯小组。他们分析了李红心的心理特点：自负、多疑、爱面子，而且对仕途有着强烈的执念。“我们要从他的心理弱点突破，”审讯小组组长说，“既要讲法律的威严，也要讲政策的宽大，让他知道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审讯人员没有急着追问案情，而是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你1972年参加工作，从一名普通警员做到刑警队长，30岁就主持公安局全面工作，那时候多风光啊！”审讯人员说，“组织上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事？”

提到自己的过往，李红心的眼神动了一下。审讯人员趁热打铁，把甄某的供述、雷管的证据、目击者的证词一一摆在他面前：“现在证据确凿，你再狡辩也没用。主动交代，还能争取宽大处理；如果顽抗到底，等待你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

2月13日午夜，审讯室里的灯光依旧明亮。李红心沉默了整整两天，终于抬起头，泪水从他的眼角滑落。“我错了……”他哽咽着说，“是我炸了铁路，是我鬼迷心窍……”

随着李红心的交代，这起震惊全国的爆炸案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而这一切的根源，要从李红心的人生轨迹说起。

在邢台县，李红心曾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1957年出生的他，1972年高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凭借着聪明才智和肯吃苦的劲头，很快被调入邢台县公安局，成为一名警员。“那时候的李红心，眼里有光，干工作不要命，”曾经和他共事的老民警回忆说，“跟着老干警跑案子，风里来雨里去，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在刑警队的几年里，李红心侦破了不少大案要案。1983年严打期间，他带队抓获了一个流窜作案的盗窃团伙，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受到了地区公安处的表彰；1985年，他主办了一起杀人案，仅凭一枚指纹，就锁定了凶手，让案件在72小时内告破。凭借着这些功绩，他很快被提拔为刑警队队长，后来又升任公安局副局长，主抓刑侦工作。

1988年，原公安局局长调任，31岁的李红心被任命为公安局党组书记，主持全面工作。“那时候他是邢台县最年轻的正局级领导，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老民警说，“他还通过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大家都觉得他前途无量，将来肯定能升得更高。”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1989年5月，县委下发通知，调任李红心为政法委办公室主任。虽然是平级调动，但这个任命让李红心的心里凉了半截。“在他看来，公安局局长是实权派，权力大、待遇好，下面的人都捧着；而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就是个‘清水衙门’，听起来是正局级，其实没什么权力，事事都要求人。”张建国分析说。

李红心接到任命通知的那天，在办公室里坐了整整一下午。他看着墙上挂着的“优秀共产党员”奖状，看着桌上堆积的案件卷宗，心里充满了不满和委屈。“我为公安工作立了这么多功，为什么要把我调到这种地方？”他在心里质问，却又无力改变。最终，他只能强颜欢笑地去政法委报到，但心里的怨气，却像一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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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政法委办公室，李红心的工作热情一落千丈。他每天按时上下班，但只是敷衍了事，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工作。“他经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有时候还会抱怨组织上对他不公，”曾经的同事说，“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变了，变得越来越消沉，越来越偏激。”

为了重新回到实权岗位，李红心开始四处活动。他找县委书记、县长，托熟人、跑关系，费尽了心思。1990年10月，他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邢台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33岁的司法局局长，在全县也是独一份，”有人劝他，“该知足了，好好干，将来还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