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桂林市公安局刑侦科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科长姓陈，三十出头的年纪，一双眼睛锐利得像鹰，此刻正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厚厚一叠笔录材料。他手里捏着一支钢笔，笔尖无意识地在纸上轻轻敲击着，发出哒、哒、哒的轻响。

这时候，侦查员小李推门进来了，手里端着两杯热水，一股热气在烟雾中升腾起来。小李把水杯放在陈科长面前，叹了口气说：“陈科，橡胶厂那边都乱成一锅粥了。厂里人心惶惶的，到处都在传，说李如兰是被拐子拐跑了，还有人说...怕是被人害了，扔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我觉得不太可能，那姑娘我听厂里的人说，平时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跟大伙儿处得都不错，谁会害她啊？”

陈科长没搭腔，只是用手指敲着桌面，目光落在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上。三天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在这样一个没有监控探头、没有DNA比对技术的年代，一个人就像一滴水汇入了汪洋大海，想要大海捞针，谈何容易。

他猛地站起来，抓起桌上的帽子扣在头上：“走，咱俩再往厂里走一趟。我还真就不信了，一个大活人，能在大伙儿眼皮子底下凭空消失了。”

两人再次来到橡胶厂，厂区里的气氛明显比前两天更加压抑。大门口贴着用毛笔写的寻人启事，白纸黑字，在风里簌簌作响。走进厂区，工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说话都压低了声音，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看见穿警服的陈科长他们进来，目光便齐刷刷地投过来，带着期待，也带着一丝审视。

在厂保卫科那间光线有些昏暗的会议室里，陈科长见到了治安委员彭辉。除了彭辉，三车间的班长刘波也在。陈科长打量了一下彭辉，这人四十大几，眼看就奔五十了，在那个年月，人显得老相，看着跟现在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差不多。他身材挺魁梧，宽肩膀，厚胸膛，一脸络腮胡子修得齐整，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子挽到小臂，露出一块老旧的上海牌手表，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沉稳和威严。

一见陈科长进来，彭辉立刻迎上前，伸出双手紧紧握住陈科长的手，用力摇了摇：“哎呀，陈科长，您可算是来了！这可真是...真是...”他说着，声音竟有些哽咽。

陈科长就觉得彭辉那双手湿漉漉的，掌心全是汗，潮乎乎的，心里不由地咯噔了一下。但他脸上不动声色，只是点点头：“彭师傅，您是厂里的治安委员，又是老技术骨干了，跟厂里的人都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彭辉拉着陈科长坐下，叹了口气，脸上的皱纹挤得更深了：“如兰这孩子，打小就懂事，干活又肯下力气，厂里上上下下没有不喜欢她的。她这么一声不吭地走了，我这心里...哎...”他顿了顿，目光闪烁了一下，“陈科长，我觉得这事儿，恐怕跟刘爱社那小子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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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爱社？”陈科长在笔录里见过这个名字，但印象不深。

旁边的刘波一听这名字，立刻接过了话头，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对！就是那个刘衙内！他爸是咱市里一个局的局长，从小娇生惯养，惯得没个人样。进厂之后正事儿没干过一件，打架斗殴、调戏女工，什么缺德事儿他都干！大伙儿背地里都叫他‘高衙内’！”

彭辉点了点头，接过话茬：“去年夏天，刘爱社喝了几两猫尿，当众拦住如兰，嬉皮笑脸地说要追她，还说让她当他的女人。如兰那性子，心高气傲的，哪能看得上这种货色？当场就甩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比划了一下，“这事儿当时在厂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刘爱社脸上挂不住，当场就放了狠话，说要让如兰‘好看’。”

陈科长目光一凝：“后来呢？”

“后来？”彭辉冷笑一声，“后来他因为聚众赌博被厂里处分了，开除了厂籍，打发到家眷工厂去开运输车。但他对如兰一直贼心不死，有事没事还总在厂区附近转悠。”他压低了声音，“案发那天晚上，整个厂区，就他一个外人进出过！”

陈科长眼睛一亮，坐直了身子：“详细说说那晚的情况。”

刘波接话道：“那天凌晨四点多钟，刘爱社开着他那辆破卡车来厂里拉煤渣。平时他来拉渣都是天亮了才来，偏偏那天鬼鬼祟祟的，挑了那么个时辰。传达室的老李说，他开车出厂的时候，急得像屁股后头有狗撵似的，连车门都没关好，一脚油门就蹿出去了，那大门还是老李跑着去给拉开的！”

彭辉补充道：“而且有夜班的工人看见，他车斗里的煤渣堆得比平时高得多，上面还严严实实地盖着一层帆布篷布，鼓鼓囊囊的，谁知道里头装的是煤渣还是旁的什么...”他没把话说完，但那个“旁的什么”是什么意思，在场的人都心知肚明。

陈科长只觉得后脊梁一阵发凉。他脑海之中，不由自主地勾勒出一个画面：一个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因爱生恨，在深夜里对心仪的女孩下了毒手，然后将尸体藏在煤渣下面，趁着夜色运出厂区，抛尸灭迹。这个逻辑链条看似严丝合缝：作案动机有了，作案时机吻合，作案后的异常行为也解释得通。

“刘爱社现在人在哪儿？”陈科长问。

“还在他那个破宿舍里躺着呢。”刘波撇了撇嘴，“这两天跟没事人似的，还到处发牢骚，说大家冤枉他，污蔑他。我看啊，这种人心理素质好得可怕，杀了人怕是也不当回事儿。”

“走，”陈科长站起身，把帽子正了正，“会会他去。”

家属工厂的宿舍区是一排排低矮的平房，环境典型的脏乱差，污水横流，杂物乱堆。刘爱社的住处就在最犄角旮旯的一间，门口歪歪扭扭地晾着几件花里胡哨的衣裳。还没进门，就听见屋里传出收音机的声音，正放着咿咿呀呀的粤剧。

陈科长推门而入，屋里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愣了一下。只见刘爱社翘着二郎腿坐在那张脏兮兮的行军床上，面前的小桌上摆着半只啃得乱七八糟的烧鸡，还有半瓶红标二锅头。他穿着一件花格子短袖衬衫，扣子只扣了下面两颗，露出白花花的肚皮。一见警察进来，他嘴角居然还挂着一丝玩世不恭的笑意，慢悠悠地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这才拿眼斜着看人。

“哟嗬，警察来了？怎么着，为了那小娘们的事儿吧？”他打了个酒嗝，一股酒气扑面而来，“我都说八百遍了，那天晚上我就是去拉煤渣的，别的我啥也不知道！你们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别在这儿跟审犯人似的看着我！”

看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是真不把警察当回事儿。陈科长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目光锐利，像一把手术刀，试图剖开他那副无赖的嘴脸，看到他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刘爱社被看得有些不自在，挪了挪屁股。

“刘爱社，”陈科长这才缓缓开口，“有人反映，你那天晚上神色慌张，出大门的时候连车门都没关严实。你拉个煤渣，慌什么？”

“放他妈的屁！”刘爱社猛地坐直了身子，差点把桌上的酒瓶子碰倒，他脸上那玩世不恭的笑一下子消失了，涨红了脸吼道，“我那是急着回去睡觉！那破车跟驴车似的，半夜发动起来费了老鼻子劲，好不容易打着火了，我不赶紧走，等着它再抛锚啊？！再说了，我刘爱社想见谁就见谁，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关他们屁事！”

他反应很激烈，声音大得能把房顶掀翻。可陈科长看得分明，他这种激烈，更像是被人冒犯之后恼羞成怒的跳脚，而不是一个杀人犯在面对审讯时那种心虚和恐惧。陈科长又看了看刘爱社那双手，白白净净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不像是个长期干体力活的，手背上也没有任何抓挠或者搏斗留下的新伤痕。

“那天晚上，你在厂里除了拉煤渣，还去过别的地方没有？”陈科长又问了一句。

小主，

“我就在锅炉房那边等着铲渣子，我哪儿也没去！不信你们问彭辉去！”刘爱社梗着脖子喊道，“他那时候就在锅炉房忙活呢，我能去哪儿？！”

陈科长转过头，看向身后的彭辉。彭辉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很自然：“对，那天晚上锅炉的排气管有点堵，压力上不去，我正在那儿处理，忙得满头大汗。爱社确实一直在外头等着，没进过车间里面。”

陈科长微微颔首，心里却在飞快地盘算。从时间线上看，刘爱社进厂是凌晨四点多，而李如兰失踪是在凌晨一点多，这中间有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差。如果刘爱社是凶手，这漫长的三个多小时，足够他完成杀人、藏尸、清理现场的一切动作，然后再若无其事地等着煤渣冷却装车出厂。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一个逻辑上说得通的假设，却没有半点实实在在的证据能把它钉死。

离开刘爱社那充满酒气的小屋，陈科长没有急着走，而是在厂区里慢慢踱起步来。晚风吹过，带来远处稻田里草木的气息。他一边走，一边低着头，似乎在想着什么。侦查员小李跟在后面，终于忍不住问道：“陈科，您觉得...是他吗？”

陈科长停下脚步，弯腰从地上捡起一颗小石子，在手里掂了掂，然后用力一甩，啪地一声，石子划过一道弧线，落进了远处黑黢黢的草丛里。他拍了拍手上的灰，语气平淡却笃定：“不像。刘爱社虽然混蛋，是个不成器的纨绔，但那种人，胆子其实很小。真是他干的，这几天早就吓得屁滚尿流，不知道躲哪儿去了，哪还有心思喝酒啃烧鸡？而且，他眼神里没有杀气。”

小李挠挠头：“那陈科，您说这李如兰到底能去哪儿？厂里都翻了个底朝天了，难不成还真能飞了？”

陈科长转过身，目光越过一排排低矮的厂房，落在远处那座正缓缓冒着白色蒸汽的锅炉房上。那蒸汽在夜色中袅袅升起，像一条白色的巨蟒，扭动着身躯，融入漆黑的天空。“传达室的老李是个老江湖了，想从他眼皮子底下把一个大活人运出去，除非是长了翅膀。李如兰没有出厂，那她一定还在这个厂区的某一个角落。”他停顿了一下，声音低沉了几分，“或者，已经被这个厂区...消化了。”

“消化？”小李打了个哆嗦，觉得后脖颈子一阵发凉。他没敢再追问，只是顺着陈科长的目光，也望向了那座锅炉房。那是全厂热量最高的地方，炉膛里的温度能达到上千度，再坚硬的骨头扔进去，也撑不了几分钟就会化为灰烬。那也正是最能够掩盖罪恶的地方。

“彭辉...”陈科长低声念着这个名字，目光变得幽深起来。这个看上去热心肠、积极协助破案的治安委员，给他的感觉总是有些过于“完美”了。他的配合太积极了，他的推测太顺理成章了，每一个疑点，他似乎都能恰到好处地补上，把矛头引向刘爱社。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小心翼翼地拨弄着棋盘上的棋子，试图把警方的视线牢牢锁定在那个“高衙内”身上。

“走，”陈科长突然转身，大步朝锅炉房的方向走去，“我想再去看看那个排气管。”

夜幕下的厂区安静得有些过分，只有风穿过管道缝隙时发出的呜呜声。陈科长和小李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锅炉房门口那片昏黄的灯光里。在厂房深处某一扇漆黑的窗户后面，一双眼睛正透过布满灰尘的玻璃，死死地盯着他们的背影，直到那背影完全融入锅炉房的热气和阴影之中。

然而，陈科长在锅炉房内外仔细逡巡了一圈，甚至爬上了操作平台查看了那根据说被彭辉维修过的排气管，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异常。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锅炉房的地面被煤渣覆盖，看不出任何可疑的痕迹。案子到这里，似乎又走入了死胡同。两个人都有嫌疑，刘爱社的嫌疑看似最大，可没有实证；彭辉的嫌疑若隐若现，却又抓不住把柄。陈科长心里的天平，正在一点点、一点点地发生着倾斜，但还缺少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在李如兰失踪后的第六天，事情忽然起了新的变化。

那个被千百双眼睛暗中盯着的刘爱社，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再一次神秘地失踪了。头天下班后还有人看见他在厂门口的小卖部买烟，第二天一整天，他既没有去上班，也没有回宿舍，连他那辆破卡车都好好地停在车棚里，人就这么没了。这一下，不由得警方不高度关注了。陈科长立刻下令，向各地公安部门发出协查通报，要求一旦发现刘爱社的踪迹，立即协助控制。

可那时候找人，哪有现在这么方便？既没有手机定位，也没有满街的监控探头，发出去的通报如同石沉大海，几天过去了，一点回音都没有。

然而，三天之后，就在大家几乎以为刘爱社已经畏罪潜逃的时候，这小子居然自己大摇大摆地回来了。他照常去家属工厂上班，路上碰见人还嘻嘻哈哈地打招呼，比之前更加放荡不羁，仿佛只是出门逛了一圈回来。

小主，

陈科长和厂里自然要找他问话。面对一屋子的警察和厂领导，刘爱社满不在乎地往椅子上一靠，翘起了二郎腿，嘴里叼着根没点着的烟：“我去哪儿？我爱去哪儿去哪儿，腿长在我自己身上，你们管得着吗？大不了扣我工资呗！”

问他为什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出去好几天，他翻着白眼说：“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不行啊？我又没犯法！”

他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嘴脸，气得厂领导直拍桌子，可又拿他没办法。没有证据，总不能因为别人失踪他就失踪了几天，就把他抓起来吧。

怀疑彭辉没证据，怀疑刘爱社也没证据。案子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甚至比之前更棘手了。陈科长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着那厚厚一摞笔录，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缭绕中，他一遍又一遍地在脑子里还原着那天夜里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试图从那些看似琐碎的细节里，找到被忽略的破绽。看来，还得再找厂里的人谈谈，看能不能挖掘出更多细微的线索。

于是，他又一次来到橡胶厂，把相关人员请到保卫科，不厌其烦地重复问着那些已经问过无数遍的问题。刘波作为最后见过李如兰的人，又被叫了过来。陈科长让他把那天晚上的情景再详细回忆一遍，包括李如兰当时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刘波皱着眉头，想了很久，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对了，陈科长，有一个小事儿，我不知道重不重要。如兰离开车间之前，我见她用手摸了一下上衣口袋，当时表情看上去挺着急的。我一开始以为她就是发现忘了带试电笔，可后来想想，一支试电笔而已，她屋里多的是，不至于急成那样。会不会...她当时是丢了别的东西？”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科长眼睛猛地一亮，觉得心里那团迷雾似乎被拨开了一丝缝隙。他立刻决定，再去找一趟李如松。

“如松同志，”陈科长坐在李如兰家那间简朴的小屋里，语气尽量放得缓和，“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你妹妹那天晚上上班，有没有什么东西忘在家里？”

李如松正在给陈科长倒水，听他这么一问，愣了一下：“忘东西？...哦，试电笔！她那天回来修录音机，把试电笔落家里了。”他放下暖水瓶，走到一个抽屉前，拉开，从里面取出一支黑色的试电笔递过来，“你看，就这支。第二天早上我收拾桌子才看见的。”

陈科长接过来看了看，就是一支普通的试电笔。他摩挲着那支笔，若有所思：“那她发现试电笔不在身上，首先应该是回电工房找，或者...回家拿？”

“回家...”李如松摇摇头，“不可能。我那晚一直在家，她要是回来，我能不知道？而且传达室的老李也说了，没见她出去过。”

“最近家里...有没有出过什么别的事？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陈科长换了个问法，目光在李如松脸上逡巡。

李如松愣了一下，然后猛地一拍大腿，脸色刷地变了：“哎呀！陈科长！您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他几乎是跳起来，转身冲到屋角那个老式大衣柜前，搬开几床叠好的棉被，从最里面摸出一个巴掌大的、古色古香的红木小匣子。他手抖得厉害，打开匣盖往里面一看，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一样，发出一声变了调的惊呼：“啊！”

“怎么了？”陈科长一步跨过去，“匣子里有什么？被偷了？”

“不、不是被偷了！”李如松的声音带着哭腔，脸色惨白，“是...是东西...东西还在，可、可如兰她...”

陈科长探头一看，那匣子里铺着一块黄绸子，绸子中间，赫然放着一枚拇指大小、通体金黄的小方印！印纽雕成一只蹲伏的瑞兽，做工极为精致。那金印静静地躺在绸子上，在日光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李如松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一把抓住陈科长的手，声音嘶哑：“陈科长！救救我妹妹！救救她啊！”

陈科长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心一沉，赶紧把他拉起来：“如松同志，你冷静一下！这匣子里到底是什么？你先说清楚！”

李如松好半天才平复下来，抹了把脸上的泪，哆哆嗦嗦地说道：“我父亲走得突然，没留下什么话。我和妹妹对他的遗物特别珍惜。就在如兰失踪前两天，她翻晒我父亲留下的旧箱子，无意间在箱底夹层里发现了这个小匣子。她打开一看，里面就是这个金印。匣子面上刻着‘隆庆四年’几个字，那金印底下刻的是什么篆字，如兰查了半天，说是‘宁远伯宝’四个字。她估计这是明朝的文物，很可能还是什么辽东总兵官的大印！我俩商量着，这东西太贵重了，不能留在家里，得献给国家。如兰说她上班的时候顺路送到博物馆去，我说我去送，她说不用...谁想到，当天晚上她带出去，人就没了！”

陈科长听到“隆庆四年”“宁远伯宝”这几个字，心里也是一震。他虽然对文物不算精通，但也知道这要是真的，那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国宝。他沉声问道：“这件事，之前还有别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