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联系上那个纹身师吗？”沈前锋问。

陈默摇头：“纹身店1937年就关门了，老板去了美国。现在能找到的只有这个前学徒，但人已经在瑞士，我们的人暂时接触不到。”

“这个登记日期，”潘丽娟手指轻点纸面，“1936年11月。如果松井真是那时候在德国活动，时间对得上。”

黄英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看了看外面的街景，然后放下：“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确认这个W.Schmidt就是松井？光靠一个疤痕？这世界上身上有疤的人太多了。”

“所以才要找德国医生。”沈前锋合上登记簿，“医生见过那个疤的具体形状。”

他从桌下拎出一个小皮箱。打开，里面是码放整齐的档案袋——这是过去一周他们搜集到的所有关于松井可能行踪的材料。大部分是黄英通过军统在欧洲残留的关系弄到的，小部分是潘丽娟那边地下交通线传回来的碎片信息。

沈前锋抽出其中一个标着“慕尼黑-外科”的袋子。

里面是五份医生档案，都是1935-1937年间在慕尼黑执业的外科医生，且诊所位置都在纹身店半径两公里范围内。这是基于一个简单假设：一个人如果刚做完手术需要拆线或复查，不太可能跑太远。

五份档案里，三份有照片，两份只有文字描述。

黄英凑过来看：“你怀疑松井手术后在附近找医生复查？”

“或者处理感染。”沈前锋把三张照片摊开，“纹身是创伤性操作，如果疤痕区域本身就有问题，纹身过程中或之后很容易出状况。他可能不得不去找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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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的三个医生都是中年人，德式西装，表情严肃。其中一个戴着圆框眼镜，诊所招牌上写着“创伤与整形外科”。

潘丽娟拿起那份档案：“海因里希·沃尔特，1932年从柏林大学医学院毕业，1935年在慕尼黑开设私人诊所。特长是……疤痕修复和烧伤后遗症处理。”

“就是他。”沈前锋说。

“这么确定？”

“直觉。”沈前锋把另外两份档案拨到一边，“另外两个一个是骨科专家，一个是普外科，只有这个沃尔特专精疤痕——而这正是松井需要的。”

陈默有些迟疑：“可就算找到这个医生，他怎么可能记得三年前的一个病人？还是用化名登记的。”

“医生记不住病人名字，”黄英接过话，语气里带着某种职业性的冷峻，“但会记得特殊的病例。尤其如果那个病例让他印象深刻，或者……让他感到不安。”

她看向沈前锋：“你打算怎么接触这个沃尔特医生？”

沈前锋没有立即回答。

他从皮箱最底层取出一个信封。信封很普通，但封口处盖着一个深蓝色的印章——印章图案是交叉的手术刀和橄榄枝，下面是德文“国际红十字医疗档案调阅处”。

“这是……”

“假的。”沈前锋说得坦然，“陈默做的。但印章样式和纸张质地都是按1937年标准复刻的，除非对方特别较真去查编号，否则一时半会儿看不出问题。”

潘丽娟拿起信封对着光看了看：“以什么名义调阅？”

“战后失踪人员医疗记录核查。”沈前锋又从抽屉里拿出几张表格，表格抬头上确实印着红十字标志，“名义上是为了一些在战争中失踪的德裔人士，家属希望通过医疗记录确认最后行踪。这种调查战后很常见，不会引起太大怀疑。”

黄英看了他几秒，忽然笑了：“你连这个都准备了。”

“从知道疤痕可能存在的那天就开始准备了。”沈前锋把表格装进信封，“需要沃尔特医生提供的是：1936年10月至12月间，所有接受过后颈部疤痕修复或相关治疗的病人记录。如果可能，最好有疤痕的照片或手绘示意图。”

“他会给吗？”

“如果是正规渠道的调阅，且有红十字的印章，他大概率会给复印件。”沈前锋封好信封，“但我们等不起正规渠道的流程。所以这封信不会通过邮局寄。”